前天是五四運動八十五周年，香港、台灣紀念活動。唯獨中國大陸，儘管五四運動帶來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直接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但各地都只有小型的紀念活動，而且各項活動也不強調五四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反而大講「三個代表」，「為民族振興作貢獻」一類套話。
香港超過二百名市民在遮打花園點起燭光，表達「民主不死」的意念，因為在人大常委向香港的民主女神施暴後，許多人都感灰心喪氣，覺得香港的民主已死。一些要繼承五四精神的人士，這時打起「民主不死」的旗號，自有它的意義。
兩岸三地的五四紀念活動中，以台灣的活動最有意義。因為在三地，只有台灣已邁開了民主步伐，而且全民直選總統已舉行三次了。然而，台灣人民，台灣知識分子，台灣的有識之士，對台灣的民主道路卻並不滿意，尤其是這次總統大選，更被批評為挑動族群矛盾的民粹民主。
民主選舉造成的族群割裂，對立的政黨無法有理性的對話溝通，對立政黨的支持群眾也出現情緒化的對抗。
台灣已經在民主道路上走了。但我們不能諱言，這條路走得有欠健康、踏實，實際上是跌跌撞撞。它能不能固本培元，使台灣的民主走上健全的道路，實在是對中國人社會能否實行真的民主，起着指標性的作用。
在台灣大選之後，也是在五四運動八十五周年的日子，台灣一批學者與文化人，共同宣布成立一個「民主行動聯盟」，並表示要推動「新五四運動」。發起者是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作家南方朔、中央研究院文史哲研究員李明輝等三十六人，半個月內已有五百人響應，其中包括中研院院士勞思光、楊國樞，研究員朱雲鵬，名導演侯孝賢，詩人余光中等。其中，年逾八十的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勞思光更被許多盟員視為「精神導師」。
勞教授畢生在哲學研究及論著上有重大貢獻，而他對中國的發展尤其是民主發展也關注了數十年。香港前途談判開始的八十年代初，他在香港成立「香港前景研究社」。在中大退休後，就到台灣先後在清華大學與華梵大學任客座教授，年前任中研院院士。近十年來，勞教授對台灣社會及民主發展的關注不遺餘力。
在台灣成立「民主行動聯盟」的記者會上，勞思光因身體因素不能出席，他發表了一個書面聲明，在聲明中他指出，台灣目前最根本的流行病是「工具化思維」，也就是一切不問是非，不講黑白，而只以利益或情緒的滿足作為言論及行為的標準，逐步使台灣社會進入「惡性的異質化」，一部份人與另一部份人之間，完全不見理性溝通的可能。
他指出，這種基本的文化病，表現在政治上，便產生民主選舉本身被化為爭權奪利工具的恐怖現象，大家只將民主選舉當成工具，滿足利益或情緒要求，野心或私人極強的政客利用這個工具使民主政治徒有虛名，而實際上建立極權政治，造成民主政治自殺。他認為這種危機，知識分子不能坐視不理，而應站穩自身超現實利益的清流立場，從觀念到制度層面，提出明確主張，發出保衞正義、合理性的聲音，喚起社會的生機。
「新五四運動」，是台灣民主的希望，也是中港民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