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柳葉在《信報》上的通信引述蕭夏林駡楊絳《我們仨》的話：「完全是一本家族自我崇拜、粉飾歷史苦難、感謝權貴、甚至要知識分子向權貴懺悔的一本幫閒幫忙之作，更是錢家自我神話之作。一位經歷目睹近百年歷史滄桑的老作家，如此毫無知識分子風骨，如此缺乏知識分子氣質，如此媚顏甚至奴才的寫作，實在令人震驚」。我也震驚：震驚蕭夏林可以這樣一點不給情面，這樣一點沒有顧忌，這樣一點不留餘地；震驚中國大陸的文評書評已經進步到這樣赤裸這樣坦白的境界。
柳葉說，蕭夏林炮轟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年度中華文學人物」獎，炮轟○二年度的「文學先生」給了王蒙；炮轟○三年度的「文學先生」給了巴金、「文學女士」給了楊絳；其他年度「人氣最旺的作家」賈平凹、「最具活力的作家」韓東、「最有潛質的作家」邵麗也全部遭到蕭夏林抨擊。柳葉說，蕭夏林是《北京文學》的青年編輯，開砲文章在網上發表，人民文學出版社事後派了兩個女編輯找到蕭夏林的工作單位去「討個說法」，終於「大打出手」，成了蕭夏林說的另一齣「文學鬧劇」。
說震驚，我是合該震驚的；像我這樣的舊派人，學詩學禮的老生涯窩在心裏窩了幾十年，長輩前輩說句話不便說字字珠璣起碼也不會嗤之為廢話。見到蕭夏林那樣修理他們，我想到的是我沒有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生活過，我沒有經歷過共產中國統治下一波接一波的運動和批鬥，我對走過火紅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怨懟和不平時刻會有齒寒的共鳴；對於他們的寬容和寬恕和寬讓，我也常常抱着寬縱的理解。讀楊絳的《我們仨》，深沉的蒼凉不必說，我竟剩有閑情揣摩她純青的筆力和晶瑩的文思。我幾乎完全感受不到蕭夏林那股敏感的感受。這也許正是我的宏觀視野的缺陷，堪稱不幸也堪可慶幸！
溫情確然越來越是奢侈品了，老早在文革四舊的劫難中跟着小資產階級心頭那些體面的禮數燒成灰燼，我們這代人再去追究反倒顯得小家子氣了。中國大陸的暢銷電視劇都從過去的帝王戲、格格戲轉進五四戲和警察戲，近來又一窩蜂的在演商戰戲，那是中共借經濟的嗎啡去鎮住政治劇痛的寫照，社會主義的《大宅門》和《大染坊》果然只能靠一批紅頂商人諂諛的星火才點得亮《天下第一樓》的那幾盞紅燈籠，誰還顧得了錢家冷落的庭院和楊絳夜半的清淚？
我不覺得蕭夏林說的《我們仨》的缺失都不是真話：那些控訴顯然帶着一些合理的推斷；甚至說王蒙「道德使命上逃避自由的侏儒主義和反對知識分子批判現實社會的奴才主義，是王蒙自己的人生哲學的智慧」，我也覺得從這樣的角度去評價，王蒙的確算不得是這個時代的立言之士。可是我心中仍然不很舒服，那是我的偏執：我向來認定楊絳的作品遠比錢鍾書的著述容易親近，我更不忍心的是錢瑗的早逝給楊先生的長壽帶來了那麼大的傷痛。這是不太符合時代尺度的考量，正如我去年十二月在幾次評審會上跟王蒙先生有過短暫而歡愉的交談，我重讀王先生的一些書竟也覺得比以前好看得多了。蕭夏林一定會說那是我的溫情主義在作祟。
（圖）鄧芬《東坡綠珠》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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