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現時有四本論述香港通史的佳作，其中曾銳生（SteveTsang）包辦了兩本，另外兩本則是FrankWelsh的《香港史》以及葉胡達（MichaelYahuda）的《香港：中國之挑戰》（HongKong:China'sChallenge）。曾銳生是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政治學教授及查良鏞榮譽學人，曾於九七年出版《香港：迎向中國》（HongKong:AnAppointmentwithChina）。新近出版的《現代香港史》（AModernHistoryofHongKong）有些章節引用自舊著，但都經過刪節改寫。
梅兆贊（JonathanMirsky）
本書內容廣泛，文筆流暢犀利，但除了一處例外，敍述均止於九七年政權交接，這是頗為可惜的。曾銳生既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若能夠一併論述董建華首五年的施政，可望較詳細地介紹「一國兩制」的運作，探討其得失。對此他僅僅表示：「九七之後，中國高層幹部較少高調干預香港事務」；「高調」一詞可圈可點。但自去年七一大遊行以來，北京不但加強介入香港事務，態度更愈趨強硬，既詈罵部份民主派人士「不愛國」以至甘為「漢奸」。更乾脆放言威嚇：民主派若繼續要求○七和○八年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的話，中央有權解散立法會。
話說回來，選定論述範圍是作者的權利。本書敍述鴉片戰爭後至一九九七年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百多年歷史，足以滿足一般讀者以至專家的需要。書中描述香港的發迹經過：英國最初委派到港的殖民地官員只有數十人，但在警隊和少量駐軍的協助下，香港逐漸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現代都市。
香港較少匪賊貪官，政局也相對穩定，很多中國人因此南下定居或暫避戰亂。殖民統治初期，香港的華人和殖民地官員彼此刻意保持距離，英國政府將香港發展為南中國轉口港，香港人則謹守本份，或在殖民政府打工，或幹點小買賣。（一九五八至九七年間我到過香港多次，也居住過一段時間，據我觀察，中國人和外國人一直各有不同的生活圈子。）更有意思的是，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英政府已容許反對滿清的革命活動家在港定居，條件是不能以香港為顛覆大陸的基地。這情況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仍然延續。
曾銳生又論述了戰後香港的人口變化。南下的中國人起初自視為過客，後來逐漸對香港產生身份認同，自覺身份特殊，既是中國人更是香港人。（這裏作者可能忽略了香港淪陷期間的兩個因素：一方面香港人目睹日本輕易擊潰英軍；而部份社會賢達，尤其是有外國血統的華人則與日軍積極合作。當年英國人表現膽怯，過後並未懲處那些高呼日本皇軍萬歲的權貴。後來北京狠批彭定康，這些人的兒孫也在一旁推波助瀾。PhilipSnow的《TheFallofHongKong》一書詳述了這段歷史。此書新近出版，曾銳生也許來不及參考。）隨着愈來愈多逃難到香港的中國人對內地的局勢不存幻想，絕了返鄉定居之念，香港的本土意識也逐漸成熟。
中英談判這段歷史雖然幾乎引述自舊著，但依然是全書最精采的章節。中英就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可追溯自七十年代，英國政府一直以為只需稍作讓步，在九七後仍可延續管治，所謂「以主權換治權」，多年後才逐漸明白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
本書也指出香港對中國經濟有不少貢獻，九七後地位可能更加重要；而香港之所以成為生金蛋的母雞，有賴多項因素，只可惜中國對此幾乎一無所知。這有點匪夷所思，但卻千真萬確。記得一些中國領導人曾認定，英國在九七前必會「掏空」香港，更有人相信港英政府已建成直通倫敦的海底秘道，準確好在最後一刻將黃金庫存運返英國。
我不完全同意曾銳生的判斷。以八九天安門運動為例，他認為港人不了解北京示威者的「陰暗面」，只是對事件演變成血腥鎮壓深感內疚，這才激發起百萬港人上街。他沒有進一步解釋何謂「陰暗面」。書中又指港人有佔盡「兩制」便宜的心態，既要保留香港的一制，又企圖影響內地。這說法對港人並不公平。「六四」在香港造成極大震撼，激發起市民的義憤和熱忱，更轉化為向港英以至中央政府爭取民主和港人治港的強大動力。曾銳生似乎低估了這些因素。
此外，本書也交代了英國如何奠定香港的法治基礎，以及六十年代後期開始肅貪倡廉。這兩點也是中國認同的成就。（作為似乎認為港英政府建立了公正嚴明的警隊，這話大致不錯，但香港黑社會活動猖獗，警方打擊不力，甚或有串通之嫌。）總括來說，本書以生動文筆完整記述香港的傳奇故事，可謂同類著作中的表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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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英國《泰晤士報》前東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