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
佛洛伊德最大的發現是人類行為貌似理性，但實質上受本能所牽動。這種情況亦發生在社會行為上，以房屋津貼為例，很多人以為這是港英時代政府照顧窮人的美德，但這實際上只是一種表象，如果不是涉及經濟利益，這項早期殖民地時代的唯一福利，斷不會持續發展。
五十年代開始興建的徙置區，最初只是安置火災災民的臨時措施，其得以持續的潛在原因，乃香港要對工業產品進行補貼，以保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如果沒有實利，很難想像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會在其他福利一概欠奉的情況下，偏對房屋福利情有獨鍾。
英文稱鴉片戰爭為商貿戰爭，志在打開中國門戶方便做生意。故取得香港後，最初只屬意把它發展成一個商港，而非一個輕工業的生產基地。如非中國內戰，把上海的工業家都趕到香港，香港不一定有六七十年代那麼蓬勃的工業發展。
作為商港，其經濟上的增值能力絕不比工業生產低，故早年香港核心區的土地價格已很高，政府早已依賴土地收入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以維持香港的低稅政策。一旦要改商港成輕工業中心，就得大量提供廉價土地以滿足工業生產的需要，但這會拖低地價水平，對經濟環境造成破壞，政府必須另謀他法。
香港當時的工業，既缺乏自己的品牌，又沒有自己的設計，連推廣及分銷都控制在海外買家手裏，單靠勞力的增值很低，故廠家即使不想刻薄，所能負擔的工資也不高。工人拿了微薄的工資，僅夠餬口，付不起昂貴的租金。政府如不出手協助，勞資矛盾勢將激化，影響海外買家信心。
在這種情勢下，殖民地政府才大規模興建廉租公屋，實質上在為廠家免費提供工人宿舍，減輕廠家成本，增加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這種貌似房屋福利的出口補貼，連美國政府也騙了。他們不曉得，全靠這種補貼，香港產品才得以在美國大量傾銷，美國的經濟學家更常常稱讚香港為自由經濟的典範！
這種說法，政府當然不會認同。這只是他們自己所做的，自己也不曉得罷了。人們總喜歡為自己所做的，找一個漂亮的理由，但若非有其他潛在的實利作誘因，人們早已不願這樣做。
以香港大量興建資助房屋為例，其潛在誘因就是有助維持高地價。若非政府把大量低收入的市民劃出私人市場，私人樓宇的銷售對象一定比今天更為廣泛，其定價就得適應更多人的平均購買力。現在低購買力的人有政府照顧，私人市場就剩下購買力較高的買家，樓價就可以維持在較高水平，而政府對低下層的住屋資助，就更顯得功德無量。
然而，資助房屋不可能無休止地增加，去到某一個水平，社會可能負擔不起；此外，原來對社會資源分配起一定制衡作用的市場機制，亦會因私人市場不斷萎縮，而無法充份發揮作用，最終令經濟環境的平衡也受到破壞。
八萬五建屋目標的錯誤，除了是興建量太多外，還反映在資助房屋與私樓的比例失誤上。資助房屋一年要建五萬個，私樓卻只有三萬五千個，相差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四十二，超越了社會可以承受的臨界線。
物極必反，政府最終又得調節，既要停建居屋，又要降低公屋質素，以把部份本由政府照顧的人，趕回私人市場。
我認為這次退潮剛剛開始，持續了四十多年的房屋福利增長潮已經結束，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香港的房屋福利易減難加。
我認識的一些為民請命的團體對這種趨勢非常憤慨，紛紛組織市民抗爭，以圖阻止政府削減房屋福利，其博愛精神雖然可嘉，但取得成效的機會甚微。
現實的社會始終是勢利的，香港要做輕工業產品的生產基地時，社會就肯花錢建公屋，因為這是出口補貼，賺到外滙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現在香港要做金融中心與專業服務中心，社會就不願對那些只有能力在工廠打工的人作太多資助。中產階級只會視這批最終得申請綜援的人為社會包袱，不想再施以援手，以增加自己的稅務負擔。
外國的經驗顯示，在中產階級佔主導的社會，大都不傾向承擔太多福利，香港社會亦開始有這種傾向，那些專為公屋居民爭取權益的團體，未來的工作一定非常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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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原集團主席，文章逢星期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