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鳴
全國人大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放的十五周年，正式「依照《基本法》」宣報香港○七/○八年不可普選，亦以行動證明《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等，都只是回歸前安撫港人的美麗謊言。
筆者聽到這消息，腦海即時想起剛看完的片集《走向共和》中，袁世凱成為臨時大總統時，因不習慣堂堂大總統權力被臨時約法處處箝制，故正式成為總統後，便修改約法，把總統任期改為十年一任，又從國會中收回多項權力。
近一世紀後的今天，中央再次玩弄法律，把《基本法》中容許○七/○八普選的條文透過「釋法」修改，收回港人普選的權力。這反映出古往今來，中國的當政者都沒有法治觀念，不明白法律是用來制衡當權者的，而非為他們濫用權力的工具。
就釋法權而言，人大即使有權釋法，亦不代表它可隨意使用。中央自這次釋法後，至今仍未肯保證日後不再釋法。可以預期，若日後政制發展不合中央心意，中央釋法將陸續有來。若要中央明白何謂法治，我們便應爭取建立防止釋法權再遭濫用的制度。
社會上有種說法，指出中央以往釋法事例不多，若非迫不得已，也不會輕易釋法。這種強加於當政者的信心，只憑主觀意願，希望中央日後在釋法一事上能「手下留情」，不要輕易釋法，與現在我們爭取的民主制度不相符。在《走向共和》中，記者田沬問孫中山先生，不贊成總統制是否因為對袁世凱沒信心；孫先生劈頭第一句便說，建立民主制度的大前提，就是對任何人皆沒信心。
我們若真心追求民主制度，便不應一廂情願地抱着對當政者的信心，寄望中央想不想釋法，而是應從制度上限制中央能不能釋法。我們若能在制度上以白紙黑字的條文，限制中央的釋法權，而又不完全地否定中央的釋法權，則既可保留香港的法治精神，又可尊重中央對香港的主權，充份體現「一國兩制」精神。
筆者對社會上另一種想法，即只寄望中央日後不要再胡亂釋法，而忽略應建立機制，以限制日後釋法的行為非常擔心。因為這種想法有礙日後民主的發展。
筆者所以有感而發，是因為最近拜讀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勞思光先生，於一九六二年的作品──《歷史之懲罰》。勞教授在書中提出，中國社會所以只有專制，沒有民主，是因為中國人有「人之初，性本善」的想法，認為人皆有向善的自然趨勢，故只強調如何促使當政者為善，而忽略如何阻止當政者為惡。筆者想借此與讀者分享書中其中的一段：
「人性之幻想是中國傳統中最大的缺點，這一個幻想使中國人許多希望成為虛幻，中國人何以會忍受許多歷代的專制君權？只因為中國人有『人性之幻想』，希望有『聖君賢相』。中國人何以對建立防止權力濫用的政治制度總不熱心？因為中國人希望有好心的統治者自己會為人民造福，而不需加以限制。中國人有傳統的『人性之幻想』，總以為人基本上是向善的，壞的是例外；所以中國人總希望別人不做壞事，而會合情合理地對待自己，但這個幻想自然不會符合事實，於是中國人的挫折屈辱接連而來。」
為了日後釋法不再被濫用，為了香港的民主得以健康發展，我們必須爭取建立防止中央濫用釋法權的制度，不容中央再在香港的法治基石上，宣示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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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