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三那年我課餘讀過兩部書，一部是鄭振鐸的《文學大綱》，另一部是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我們那一代人父兄師長管教嚴，青澀歲月裏都作興讀讀古書，老商務老開明的洋裝標點版本還好，讀得通，輕飄飄的線裝書才是沉甸甸的催眠丹，熬幾個晚上讀完薄薄幾卷經典人都迷糊了，頂多是勉強背誦得出大人圈了強迫背熟的段落。鄭振鐸和張岱年那兩部書塊頭雖大，內容比起那堆經史子集倒是簡易得多，讀起來又快又輕鬆，捧在手裏多少又滿足了新青年讀洋裝書的虛榮心。
《文學大綱》四冊灰皮燙金隸書封面，我至今還記得住鄭振鐸澀而不滯的文句；張岱年三十年代寫的那部哲學書輪廓朦朧了，想是哲學天生比不得文學討喜的緣故。要我讀那部書的是亦梅老師的朋友陳博士，他在美國讀哲學，愛寫舊詩詞，偶然伏在老師案頭給我修改少作，說是寫舊詩詞不可不讀點朱熹讀點王陽明，要我看看張岱年的講義。陳博士謝世多年，前幾天九十五歲的張岱年也走了，流光逝水，追憶起來都惘然了。
我讀《中國哲學大綱》的前一年中國大陸正逢五六年的雙百方針，張岱年在社科院的座談會上赤誠發言，從先秦百家爭鳴學術繁榮引證馬列雙百之可喜，聽說會後熊十力告誡他說：「你要注意，情況是複雜的；你一不在意，可能有人以最壞的污名加在你頭上！」張岱年不信，自覺堅持唯物論擁護社會主義，不會出事。
我七十年代在倫大亞非學院圖書館裏翻讀許多《新建設》和《哲學研究》，馮友蘭和張岱年的文章多悶我也讀，不久劍橋一位朋友還給我影印了一份張岱年的〈王船山的唯物論思想〉：「張岱年真懂馬克思，真懂唯物論，」朋友說，「宋元明清的老東西他都做了唯物觀點的新認識。這樣的revisit太不容易了！」可惜一九五七年秋天他終於劃成資產階級右派，狠狠受了無盡的批判。他說他確實在小組會上替一些老教授說了些公道話，說馮友蘭、潘光旦思想檢查了三次才通過，「未免傷了老知識分子的感情」。他說那是實情，那也是他的狂傲和不慎。
張岱年在〈曲折的道路〉裏說，一九五七到七九年的二十年裏，他完全放棄哲學理論問題的思考，四五十歲的人一頭鑽進故紙堆中枉費了光陰，「這是深感痛惜的」。難怪劍橋那位朋友說中共這一貫的手法不是pity，不是unfortunate，是不可饒恕的crime：「在政治的定論決定一切的制度下，學術的演繹跟學人的命運一樣可悲一樣荒謬！」他說。
名作家靳以的女兒章潔思寫過一篇文章說，她沒辦法對她父親作出反動的定論，她的畢業鑒定從此無法通過了。朋友教她說：「你是什麼人？你能代表組織嗎？你有什麼資格來為你父親作定論？好了，只要在鑒定表上寫上這麼一句話：組織上對我父親的定論也就是我的態度。完事。」這句難以反駁的話激起組織的憤怒，章潔思的事完不了：馮友蘭、潘光旦、張岱年的事同樣完不了。
（圖）鄧芬一九四一年風荷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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