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ArthurWaldron）
我想回應助理國務鄉凱利（JamesKelly）昨天（四月二十一日）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台灣關係法》二十五周年聽證會）的發言。
首先很重要的是，美國從未承認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無論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我們直至七九年都承認的中國合法政權），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皆然。我們只是「認知」（acknowledge）中共的宣稱，並沒有接受，從基辛格討論的紀錄文本，到克林頓政府重申的立場（白宮新聞秘書麥柯里就曾被迫要更正違反此立場的講話）都可清楚知道。我們一貫的立場是，台灣地位根據國際法「尚待決定」。
因此，「一個中國政策」這用語不代表我們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份：我們是不承認的。它代表的是，雖然我們以前同時承認東西德，現在同時承認南北韓，但在中國我們決定只能承認一個政府。當台北仍自視為全中國的政府時，這才會是問題。現在情況不再是如此。
凱利顯露了我們的中國及台灣政策日益混亂。他斷然指「必須制止」（這是強烈措詞）台灣宣示自己的獨立民族身份，但對中國威嚇對台動武則只謂「我們強烈不同意這做法」。他沒有說「必須制止」。
我們顯然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我們從未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份，但我們又深切擔憂它宣布「獨立」。獨立於甚麼？除非台灣是中國一部份（我們不接受此點），否則台灣早已是獨立的了。
簡言之，我們有三個難題：
第一，我們如此回應台灣的民主發展，華盛頓有不堅定支持民主之虞。
第二，我敢肯定政府現在的擔憂，源於中國軍力日強和常說會攻台。坦白來說，我們好像是給嚇怕了，這不是超級強國能夠容許的事。我們當然要求台灣合作以避免衝突，但我們應該堅持「制止」誰呢？不應是台灣，而是中國，因為擁有龐大軍隊並威嚇開戰的是中國。「強烈不同意」中國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清楚拒絕之，毋用多說。
第三，我認為我們要學習外交計劃出岔子的教訓。卡特總統七九年跟台灣斷交時，我猜他的假設是，當時仍受專制統治的台灣，最後都會成為中國一部份，方式是由台北不由選舉產生的領袖跟北京不由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在台灣人民頭上達成協議。
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台灣有可能改革邁向自由和民主，因此我們不止沒有為這個可能做計劃，我們更加放棄了可以幫助我們對付形勢的東西，例如沒有堅持台北留在聯合國。
我們自以為穩定大局，怎料卡特政府無意中在台灣海峽製造深深的不穩定。歷史隨着我們沒有顧及到的方向發展，我們沒有準備好。今次的答案不是要回復舊觀，而是應反省我們整套方法，面對現實，放下三十年前失敗的預期。
中國今天的局勢其實比大部份觀察家理解的更反覆無常，用「改革」來形容並不貼合，應該說「一些沒有計劃的重大改變在多方面發生」才切合些。由於缺乏計劃，改變一旦來臨肯定會出人意表，不只影響中國，更加波及鄰國、全球經濟，以及美國與盟友的直接利益。
中共不願改變，在它對付香港的手法中一覽無遺。港人過去一年要求真正邁向選舉政府，北京似乎驚惶失措，撕毀所有承諾，轉為透過細心揀選的親北京港人來由中央統治。北京某程度是虛張聲勢，因為它沒有能力像八九年在首都般壓制香港，這肯定會摧毀中國最先進的經濟中心。但中央政府要控制的本能太強了，所以採取教人吃驚的強硬措施。
縱使我們很希望中國有政治改革帶來自由民主、縱使我們為偶然出現的進步而欣慰，但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八九年以來這方面毫無寸進。我們絕不能以目前的領導人為「改革派」這幻象安慰自己，他們不是改革派，他們是獨裁者，為了保住權位不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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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此文撮譯自四月二十二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美中關係聽證會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