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一個香港，過去對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莫大的作用；香港的大眾文化，透過電視和其他渠道，向大陸的消費文化也起了莫大的作用；原來在憲法方面，靜悄悄，同樣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上星期六，港大的法律學院舉辦了一個有關憲制檢討的研討會，人大釋法，自然也成了其中一個論題。一位內地憲法專家，向大家簡介中國憲法的人大常委會解釋權的背景、理論根據、歷史發展、有關的學術討論和最近的「釋法」。
他說，中國全國人大通過法律，解釋權屬於常委會這種制度，是全世界幾乎獨一無二的，是承襲自前蘇維埃聯邦，而理論根據就是馬克斯─列寧主義：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蘇維埃行使的是人民的權力，通過法律、監管法律的執行，包括法律的解釋和補充、修改。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可以說是完全找不到常委會行使解釋權的明確事例。到了一九八一年，全國人大為加強法制而通過有關常委會行使解釋的決定，但真正的變化，卻是在九九年在居留權事件中解釋基本法，引起了香港和國際的強烈反應，令中國內地也更實質討論，催生了二○○○年的《立法法》。其後，人大常委會就作了幾次的「解釋」。
可是，常委會的解釋權在內地也開始引起爭議，有些學者質疑集立法、釋法權於一身是否權力過大，是否不利法治的發展，是否需要規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內地，常委會也只在兩個政府機關對某項法律的理解有矛盾時才作解釋，以「社會上有不同理解」而介入解釋，是前所未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