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後，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躊躇滿志，希望能在其管治下，把香港的發展推向另一高峯，宏偉的經濟革新藍圖就在這樣的大氣候下產生。打從回歸後，特區政府推出的新政一浪接一浪，甚麼數碼港、中藥港、世界時裝中心、亞洲的多媒體資訊及娛樂中心等，相繼被提上議事日程。在1999年施政報告中，特首更提出要將香港打造成世界級大都會。毋庸置疑，這些政策背後是特區政府認為英國人能做的，我們要比他們做得更好的心態。事實上，特區政府這種「超英趕美」，不斷推出政績工程的心態並沒有因為亞洲金融風暴，政府連年財赤而有所減退。
備受審計署批評的維港巨星匯和應用研究基金，同樣地亦體現了特區政府那種要「超英趕美」的心態。以維港巨星匯為例，沙士過後，為令人們對多倫多重拾信心，加拿大便舉辦了一場龐大的音樂活動，作為其振興經濟政策之一。有見及此，惟恐給外國人比下來，香港理所當然要舉辦同類大型活動。最終香港人須為特區政府這種「超英趕美」的心態付出沉重代價。明顯地，不管這些政策能否真的為香港創造一番新氣象，帳單最後也要由廣大的納稅人支付。
更令人沮喪的是，立法會本應有責任去監察政府如何運用公帑，最少在這兩件事情上它的表現未如理想。由此可見，特區政府連年財赤，其制度根源實緣於特區政府好大喜功，積極推動政績工程和立會未能發揮制衡作用所致。即使立法會未能盡本份，《基本法》第107條本可擔當限制政府支出之責，可惜它形同空文，令香港慢慢走上「大政府，小市場」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