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的「釋法風波」，由特首提交所謂工作報告，暫堵塞住一段爭論，香港人的注意力，馬上又轉到特首報告提出的「兩普選九大關卡」的問題。基本法的「循序漸進」、「實際需要」等詞彙本來已經夠抽象，報告又加上一大串。「不妨礙行政主導」、「兼顧各階層利益」、「不能對經濟金融財政及其他制度產生不良影響」等等，香港人至今總算見識了中國語文在一個專制的社會中扭曲的畸態，特區政府追隨主人，在特區中文建成一座語言的魔宮。
九大關卡之中，第一項「必須聽取中央的意見」就壓倒了一切，又以「不能對經濟、金融、財政及其他制度產生不良影響」為最虛幻。這一句，比甚麼「循序漸進」、「實際需要」更加抽象。第一：已死的鄧小平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七、○八的選舉方式，即使修改了，對「經濟、金融、財政及其他制度」有甚麼不良影響，也只能在修改之後才會顯現出來。也就是說，○七、○八的「兩修改」，已經屬於「將來式」，修改後對經濟金融財政等的「影響」，是「將來式」之後更遠的另一個將來式。沒有人能未卜先知。一天不實踐新的特首選舉方式，不改革立法會的選舉制度，一天即不可能如實知道新的辦法有甚麼「不良影響」，因此這一句，是百分之百的空話和廢話。
第二：「未來更未來」的經濟、金融、財政有甚麼災難，怎樣證明就是因為「雙普選」直接造成的後果？特區政府七年敗政，尚且懂得把一切過錯往「殖民地時代」推得一乾二淨，假設香港「雙普選」以後，到了二○一○年，又陷入經濟蕭條，那時到底仍是「殖民地時代」一百五十年留下的核廢料還在散發輻射，是「董建華十年」埋下的新炸彈在逐一爆炸呢，還是「雙普選」的新制度引起的破壞？
第三，「不能對經濟、金融、財政及其他制度產生不良影響」，「其他制度」還包括甚麼制度？司法？教育？醫療？房屋？土地發展？連中方也承認，基本法的條文許多不清晰，但這「九大關卡」的條件更不清晰。
中方與特區政府不斷叫香港人不要糾纏於不必要的爭論，事實是中方與特區政府利用一套粗糙、模糊、抽象的中國語文系統，自己不斷在製造爭論。以邏輯思維和常識標準，檢驗中國式的語言騙術，必然會有爭論，這是用科學精神對抗「中國式差不多先生」民族DNA的爭論，而後者只能用以武力的威權壓倒前者。
特區七年，使用中文為「官方語文」，中國式的愚昧反智，大有滲透發展的天地，特區政府的思維必定與中國二千年中央集權的制度接軌。基本法要時時「解釋」，但中國文化中又缺少「解釋學」的方法。中國的典籍一早就有類似基本法的毛病：言簡而意不賅，詞深而義模糊，中國歷代文人，把太多的精力浪費在訓詁評註一類的無聊研究之中，只因為先人留下的文獻太多模糊之處。一部《左傳》，就有許多處是對《春秋》的「解釋」。例如《春秋》裏一句簡單的記載：「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左傳》就用了五百字來解釋六個字的含義，把「鄭伯克段於鄢」的曲折經過敍述清楚——「鄭伯」是甚麼人，與「段」有甚麼過節，帶了多少兵出征，其中發生了甚麼爭論。《左傳》還從這件事為後世總結了一個道德的教訓，後來成了一句成語，叫做「多行不義必自斃」。
中國歷代古書類似這樣的解釋，還只是學者對前人典籍的述事的補遺，只要把事實考證清楚，解釋也就完結。但特區政府的工作報告對基本法附件一的「解釋」，卻是「以虛釋虛」，企圖用一大堆抽象的字眼來完善其前的另一堆模糊的詞彙。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譴責：共產主義對他的祖國最大的摧殘，不是令人民痛失自由，不是令經濟停頓破產，而是對捷克語文的破壞，語文是思考的工具，從語文的破壞來完成對人民思想的箝制。不止捷克，東德的德文亦逢此災難；不止東德，蘇聯共產時代的俄文比起帝俄時期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精緻時代也大大墮落。
豈止歐洲語文，先天不足的中文更復如此，要抵抗中國語文引起的反智，只能學好污染最少的英文。使用和推廣這等劣質中文的人，把中文搭建成一座陰森的魔宮，香港人今天困在裏面。這種人沒有資格講甚麼理性，因為他們除了擁有武力，理性永遠不會在他們那一邊，真理當然也不會。
（圖）董建華（右）日前向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進程報告，其中提出九項政改考慮因素，限制了實行普選的機會。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