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亞泉1873年生於浙江紹興，原名煒孫，字秋凡，號亞泉。1911至1920年杜亞泉任《東方雜誌》主編，並使該雜誌成為當時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術刊物。1933年秋，杜亞泉患上肋膜炎，同年12月辭世。
許紀霖、田建業編的《杜亞泉文存》，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於去年推出。全書依科目分為五部份，共收錄76篇文章。文章成於上世紀初，但細讀之下，我們會發現杜亞泉的觀點並不因歲月流逝而褪色。
前一陣子香港掀起一浪甚麼是愛國者的爭論，深一層次的問題，即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為何，卻少人提及。在《個人與國家之界說》中，杜亞泉對這問題有很深刻的看法。他認為只「以國家為標題，而不明個人與國家之分際，使之漫無界限，則野心家或利用之以眩惑群眾，自利者復假托焉以求遂私圖，而一般人民，或將陷於迷途，非莫知適從，即聽人驅策，紛紜之極，其反動將以愛國為詬病，抱其消極態度，以自甘廢棄者。」觀乎那所謂愛國論爭，我們能不佩服杜亞泉的觀點嗎？
特區政府自回歸後政出多門，包攬一切，最終令施政頻頻失誤。對於促成大有為政府背後的思維，他的見解亦很獨特。在《減政主義》中，他認為這反映政府「視社會上一切事務，均可包含於政治之內，政府無不可為之，亦無不能為之」。大有為政府帶來的惡果則為自力更生精神的喪失殆盡，「社會之人，或習焉不察，謳歌於政府萬能之下，至事事依賴政府而為之。營一業則請國庫之補助，舉一事則求官廳之保護。」杜亞泉這一番話，證之於早前滙豐大班有關香港已漸漸失去企業家精神的言論，不禁令人替香港前途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