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及特區政府雖然非常在意市民反對人大釋法的態度，故此在事前毫無公布、毫無消息的情況下突然史無前例的聘用研究機構統計周日反釋法大遊行的參與人數，並得出一個遠比警方及集會主辦者估計都要低得多的數字。
我們不知道特首及特區政府是不是希望藉着這樣的數字沖淡大遊行的衝擊，我們也不知道特首及特區政府是不是希望這樣偏低的數字可以讓中央政府的面子好過一點；但我們認為特區政府突然主動為遊行「算帳」的做法既不能讓公眾知道遊行的實際參與人數，也不可能藉此貶低大遊行的訴求，更無助紓緩市民對釋法的憂慮。我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特區政府突然要做這樣的研究、為甚麼特區政府突然願意花一筆公帑作這樣的計算。
誰都知道，香港並不是一個有強大政治組織的社會，屬於政治團體或政黨的市民少之又少。每一次的大遊行都不會像外國很多地方那樣有一架一架大旅遊巴把參與者送到起點，而是市民即興、自發參與的。他們有的選擇在起步點出發，有的則選擇中途加入或在地鐵站不同的出口加入；這樣的特殊情況令遊行人數很容易有大的變動，並往往出現遊行人數「愈行愈多」的現象。再加上途中不時有圍觀者不時加入遊行隊伍內，令遊行人數的變動更大、更難掌握。政府委託的研究機構在統計時有否注意到這些特點、能否處理好這些特殊問題實在是一大疑問。
此外，政府根本沒有公布有關的研究機構如何進行統計、如何計算人數，只是簡單公布研究所得到的遊行人數。誰都知道，研究方法的好壞將直接影響所得的結果；在政府沒有公布調查方法、在整個調查都以「黑箱作業」的方式完成的情況下，公眾怎可能輕易接受政府公布的數字呢？
更何況市民對人大釋法有憂慮、有不安是非常確切的事實，周日的大遊行只是把這樣的訴求更清楚明確的提出來而已。現在特區政府不盡力尋求各種方法、各種途徑紓解市民的憂慮，反而只是斤斤計較遊行人數是二萬、一萬五千、一萬又或是七千六百二十七人，彷彿遊行人數少了便萬事大吉、便可以當市民的憂慮不存在。像這樣的處事方法、像這種只想盡力淡化市民對人大釋法憂慮的態度，實在令人感到失望及遺憾。
幸好一九六三年時美國政府沒有特別聘請研究機構核實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發動的民權大遊行是否有二十萬人參加，也沒有在意參與人數是二十萬、十五萬或是十萬，而是積極回應民權運動的訴求，大力扭轉社會上歧視黑人及有色人種的做法；結果令美國社會和諧協調得多、也公平得多。像這樣的態度，不是更值得特區政府學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