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變行政長官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一個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只要翻閱《基本法》看看，就知道這絕不是法律問題，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八條已定明這兩種產生辦法的最終目標是普選，而《基本法》附件一及二，又訂明要改變頭十年的產生辦法，應有的法律程序。因此，並無《基本法》的任何條文需要補充或解釋。
一九九○年三月廿八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向全國人大提交《基本法》草案審議時，所作的立法原意的說明，提到兩個附件，特別指出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變，所作的法律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必要時作出修改」。其含意是只需因應實際情況，按照兩個附件所提的三個法律程序（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辦理即可。也就是說，法律問題已經解決。而改變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否循序漸進等等，都要看社會及政治發展而定，這些都是政治問題。
當時的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項淳一表示，《基本法》「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過渡期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希望由香港人自己去完善。」由始至終主導《基本法》起草的前港澳辦主任魯平說，「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九七年九月剛就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在訪美時表示，「有十年時間邁向最終普選，快慢剛合適。」這表明，這幾位理應不會錯讀《基本法》法律條文的人，都理解兩個選舉辦法的改變，已有法律條文規限，是否要改純為政治問題。
人大釋法，將這個政治問題，作為法律問題處理。儘管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知道實行普通法的地區，不應由立法機關去解釋法律，因為西方制度中「立法者是最差的法律解釋者」，但他表示人大的體制特別，集立法和釋法於一身，更可作出政治性決定。因此，在政治考慮之下，遂決定以人大釋法這個解決法律問題的辦法，來介入香港兩個選舉辦法改變這種純屬政治的問題。
人大釋法，由於在原有的附件一及二之上，強加中央在啟動香港立法會討論之前，有一個啟動的決定權，從而不僅是解釋法律，而是大律師公會主席陳景生所說的「立法」，或大律師余若薇所說的「修法」。這是將一個政治問題，納入新定的法律框架中。
這一做法，確實可以減少港人對政改的爭議。因為香港人普遍守法，並遵循「惡法亦法」的原則。人大常委既訂出新法，對不少香港人就有了新的約束力。
人大釋法，更以極高的效率進行。由三月廿六日提出，不出十日即完成並通過。更由於黑箱作業，使香港市民及輿論均沒有討論的空間。可謂迅雷不及掩耳，避免了香港廿三條立法曠日持久而造成的社會動盪。
但這種「大石壓死蟹」的行動，首先就踐踏了中國自訂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法律體制；其次則廣泛地削弱了香港人參與政治、要當家作主的積極性，使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大步減退，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的進步至為不利；其三，若對香港的政治前景仍抱希望的香港人，則肯定會在未來的政治活動中，增加與中央對抗的意識。
中央暫時或會獲益，長遠而言則必因這「搬起石頭打自己腳」的行動而蒙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