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有如交通系統裏的樽頸現象──除非將整個系統的空間增加，令渠道暢通無阻，否則阻塞的情況只能由一個點移過另一個點，將問題略為延遲發生，而不是把它解決。這種將阻塞移往另一個地點的做法，有時甚至會造成問題激化，受阻的人到達新的樽頸位置時，會變得更為不滿，認為之前種種新措施既無助於解決問題，同時又費時失事，矛盾也因此而變得更為尖銳。
呂大樂
撇開種種原則性的問題暫且不談（事實上，釋法的做法肯定有損整個一國兩制中高度自治的理念），單是在政治技巧與策略的角度考慮，就政制發展問題而進行的人大釋法的行動，根本無助於調和香港社會內部的社會及政治矛盾，反而只會更加凸顯內地（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一套）與香港之間文化、價值、理念方面的差距。
中方人士認為釋法的最大作用在於減少不必要的政治爭拗，令香港有關政制改革的討論回到正軌。與此同時，釋法亦旨在重申中央在香港政改中的角色，政府的啟動與否由頭到尾都需要得到中央的接受與支持。
中央以釋法的方式來「平息」香港政改而引起的爭論，背後的思維邏輯只能以內地的一套政治文化來理解。如果釋法要產生其預期的效果，那是需要香港民眾（由政治團體至一般市民）按內地的一套政治文化來作出反應。簡單的說，現在中央對政改的態度已十分明確，群眾應該立即了解到議論空間無多，不應再作無謂的要求，而經過適當的自我調節之後，社會上一切爭論都應該納入正軌的範圍之內進行，而這種討論甚至可以令本來持不同意見的人士，亦因為學習了正確思想，而轉過來積極參與建立社會共識。
問題是：上面所描寫的那一種政治反應，並不是香港人所習慣的一套。性格使然，香港人不是不知道要避免跟北京正面衝突，懂得做人要看清形勢（畢竟香港人是「世界仔」），但他們又絕不會畫地為牢、自設界限，不敢講出自己真心所想。與此同時，香港的民意從來不是由上而下的單向塑造而成。他們不是不講妥協，而是在「條氣唔順」的情況下，一定會出聲，有所行動。
這就是說，中央以釋法來「平息」爭拗，將討論納入正軌，差不多肯定是無功而回。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決不是憑空想像出來，而是實實在在，明確不過的。這一個問題在第二屆特區政府卸任之前根本不會自行消失。就算中央以更高姿態來支持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在市民的內心裏，不滿意就是不滿意。或者中央可憑這種高姿態而在群眾中間製造恐懼（不怕中央進一步介入嗎？），令人因為害怕而暫時不再公開表達強烈不滿，但特區政府未能得到民眾支持的事實，只會繼續存在，而且影響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
現在中央所做的，只是將香港的政治樽頸由一點移到另一點，主觀上以為這樣可以平息衝突，調和矛盾，但實質上並未有真真正正的面對問題。香港特區的政治管治問題始終仍是各種矛盾的聚焦點，而問題總是要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又是那一句：客觀社會矛盾並不會因為主觀意願而轉移。作為唯物主義者的中央領導們，應該完全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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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文章隔星期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