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北京是一座變革中的城市，又因為它的物質建設相對滯後於其他世界城市，乃至於中國沿海一些相對比較發達的省會城市，其求變之心顯得特別迫切。
的確，這種迫切求變的心態主宰了北京城市當前改建的浪潮。它的環線建設一直延伸至六環以至更遠的環渤海灣地區；它的居住小區日漸變得城郊化；它的中央商務區（CBD）也開始形成比較獨立的組團。
但這種種對世界城市模式的亦步亦趨，或者對省會城市的跨越，都比不上它在現代建築語言上進行的試驗來得大膽。
首先是在人民大會堂西側開始建成的被稱為「安德魯蛋殼」的國家大劇院。它的龐大的鈦金屬穹頂覆蓋着劇院和演奏廳。然後，對這座被批評為與天安門廣場建築群不協調的建築作品的爭議仍未平息，巨型「鳥巢」的中國國家體育館、名為「N交叉」的中央電視台總部新大樓，像半透明水箱的名為「水平方」的國家游泳中心相繼出台。北京的最新建築設計是由兩個「Y」形樓體組成的北京首都機場擴建項目，建築師是設計香港新機場的福斯特建築事務所。
在一種所謂「全球現代性」的建築語言籠罩底下，北京的城市建設開始追求一種更大的可能性，企圖從實用性的建築語言走向理論性的建築語言。這種嶄新的建築語言包含了三個方面：其一，以中軸線、城牆、四合院等為主體的無限資源概念必須走向以單體建築為主體的有限資源概念。使建築作品也成為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產物。其二、隨着單體建築空間生成狀態的完成，城市邊界實際上被改變成為一種「游走的邊界」，沒有必要的完整性。其三、城市的中心性也逐步得到確認，朝着首位城市的功能發揮輻射作用。
然而，悖論是，理論性建築在北京而非其他中國省會城市得到實踐，卻是與北京特殊的顛覆性城建歷史密切相關的。仔細閱讀北京在五、六十年代的拆城歷史，然後對照建國後它所掀起的政治爭議，我們可以毫不懷疑的發現民族國家成長的一條規律，就是隨着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與以往的朝代比較，北京獲得空前的「中心性」。
儘管發生的順序是被顛倒了，當這種「中心性」向經濟事務領域逐步釋放能量的時候，支配現代建築語言的兩個基本概念，即「有限資源」和「游走的邊界」，卻產生萌動，最終踏上「全球現代性」的軌迹。
於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北京新的建築語言，我們不必抱怨北京「逐漸地在變成一個荒涼的、華麗的大鄉村」（引用作家莫言的說話），因為北京的城建歷史，包含着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政治史，使得中國在國家物質力量在進一步提升的同時，構建它的「全球現代性」的建築語言的努力成為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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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