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沉思如何建立及深化亞洲本土貨幣的債券市場之際，我們不妨後退一步，回顧一下為何債券市場可以在某些地方開花結果，在其他地方則做不到同樣效果的一些歷史和文化因素。
債券市場在亞洲的發展仍然欠成熟，亦未有被加以善用。一般而言，撇除了日本市場，亞洲債市可以區分為4大類，分別是：
1.存在但未獲善用──例子有香港和新加坡；
2.存在但缺乏效率──例子有南韓、馬來西亞和台灣；
3.半存在或封閉──例子有泰國、印度、菲律賓和印尼；
4.尚未發展──例子有中國。
市場的發展和金融體系的基礎結構，通常會與歷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扯上一定關係。最初債市的出現，是為戰事所需進行融資，及後當皇帝及統治者懂得向國民徵稅，並曉得把未來稅收作為抵押品向外舉債。不少歐洲統治者愈來愈喜愛透過出售未來收入，以籌集國家支出所需的資金，而首項可轉讓的長期債券便在17世紀於倫敦引入。
由於這項新的舉債工具可以減少當權者在用錢方面的束縛，故歐洲國家和其後的美國，所發行的債券亦愈來愈多。在整個18和19世紀，軍事開支是決定應否發債的唯一因素，而戰爭對資金的需求，亦逐漸演變成為今日的債券市場。
對有份參戰的國家而言，第1次和第2次世界大戰所涉及軍事開支之龐大，是前所未見的，當時亦只有美國可以獨善其身。雖然歐洲國家在發展債券市場能早着先鞭，但定息市場可以真正地茁壯成長，完全是由美國一手革新和發展。究竟美國為何能擁有全球最多元化和最具深度的債券市場，而歐洲卻錯過了發展契機？大部份亞洲國家的債市又為何不是尚未發展，便是用量偏低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與經濟體的規模及成熟程度有關，但這絕非全部，因為當中還有更深層原因，涉及所採用的資本主義形式、互信基礎、法律制度和社會背景等因素。
亞洲和歐洲國家建基於同種族的人口，互信的基礎較強，故銀行借貸很多時都要講求關係，而互持股份的情況亦較為普遍。反觀另一邊廂的美國，人口的組成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背後文化各異，最初甚至沒有共通語言，到銀行借貸自然很難單講關係。
假如大家共用同一種語言，甚至出身自同一所學校，相熟的商家要加大信貸額，自然容易不過，很多協議更是在握手的過程中達成。但對於新美國人而言，握一握手可以，但借貸仍須白紙黑字，以便日後作為追討的憑藉。這項文化因素，是美國律師以人口比率計冠於全球任何一地的背後原因，亦可以解釋為何美國有關銀行、財務機構和投資者進行監管的指引和條例，發展步伐可以比別國成熟。
由於債務市場建基於不信任和質疑文化，所要求的交易條件和資訊標準自然會較苛刻，交易技巧亦格外重要。其後更演變成為投資者對本土債券的龐大需求，原因是購買債券所要承擔的風險相應較小。
債券市場是決策者和投資者的一道橋樑。但在金融風暴發生前，亞洲銀行家和政府顧問對發展債市一直唯唯諾諾，不置可否，政府官員雖表示支持，但亦表達了對市場可能失控的關注。而隨着97金融風暴的出現，今日情況已明顯轉變，大多數意見均認為有此需要，而亞洲多國亦着手建立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本土債券市場。
對資金的殷切需求，相信可以招來更踴躍的參與，加快區內債市的發展，減少亞洲金融體系對銀行的過度依賴；而成功把巨額儲蓄引入債市，相信亦有助於改善亞洲債市的效率。 ﹙本欄隔周逢周一見報﹚
MichaelPreiss
CFC證券首席投資策略師
亞洲債市論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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