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近四成人口住在公屋，故公屋租金如何釐訂影響民生極大，各政黨都樂於在這個問題上為民請命，以撈取更多的選票。
施永青
由於房委會長期自欺欺人，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有能力自負盈虧的獨立組織，且積累了天文數字的龐大盈餘，議員們自樂於慷他人之慨，拿房委會的盈餘去派免費午餐，以討好選民。此之所以在九七年六月立法局可通過決議，要公屋的租金訂在住戶入息中位數字百分之十以下的水平。
誰知房委會的錢根本不是自己賺回來的，而是靠政府行政劃撥廉價土地建居屋換來的。這錢其實不是賺市場的，而是透過政策傾斜賺納稅人的。議員們胡亂派了市民的錢，還以為替市民爭取了權益，實在荒謬。
與此同時，房委會也勝利沖昏了頭腦，不知自己快進入死胡同，九七後仍不斷提高公屋質量，屋愈建愈大，料愈用愈好，以至成本愈來愈高。另一方面，由於經濟不景，失業嚴重，住戶入息的中位數亦不斷下降，以至房委會根本沒有能力按立法會的決定去重訂公屋租金，於是採取拖延策略，只凍租不減租，結果給住戶告上法庭，處於極之被動的狀況。
這種不利的處境，房委會可謂咎由自取。房委會的功能是為有困難的人提供福利住房，當市民遇到經濟困難時，應第一時間考慮減租去減輕市民負擔，而不是只顧自己收支平衡而拖延減租。如果立法會制訂的租金水平不合實際，應第一時間把問題交社會討論，並要求立法會予以修訂。議員們亦不能只顧公屋居民的利益，而不管其他市民的訴求。如果議員們硬要胡作妄為，那就讓他們接受後果懲罰好了。到公屋爛尾，房委會破產時，看議員們如何向市民交代。
我認為，香港公屋的問題是過份依賴中央分配，未有好好利用市場機制。如果公屋能以市值出租，而租金津貼又可因人而異，那很多現時解決不了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我希望房委會可認真考慮我以下的建議：
一、公屋住戶須受租約制衡，每三年重訂一次。這不是為了擾民，而是為了令資助可以更能配合住戶的實際境況。有需要的，多幫一點；有能力的，要他靠自己多一點，這才叫做善用資源。
二、公屋其實也可以按市值出租，質素好的，受歡迎的，大可以租貴一點。只有當租金差距可反映質素差別時，資源分配才會合理化。現時常有合資格的住戶遲遲未揀到樓，原因是好壞單位都是一個價，故住戶都想等有好單位時才揀樓，有了租金差別，將來房委會大可讓住戶在電腦上自己揀樓，有平有貴，有靚有唔靚，各取所需，逾期不揀，可作放棄論。
三、房委會可因應住戶不同的負擔能力，提供不同津貼。為了釐訂恰當的租金津貼，房委會需首先決定住戶可租住面積多大的單位，同樣人口的住戶，只可租用同類中型的單位。此外，房委會還得決定住戶除住屋外的起碼生活開支。這個起碼生活開支，加上住戶可揀那類戶型的平均租金，再減去住戶的實際收入，如有不足之數，就是房委會應提供的租金津貼，還有剩餘的，那就不用房委會資助了。
四、住戶得知可取得多少租金津貼後，就可揀樓，想住大一點的，可租遠一點，或自己補貼一點。房委會甚至可以大膽一點，容許住戶揀平一點的單位，然後把租金津貼另作他用，因為這是一種有用的訊息，房委會將來決定應提供甚麼戶型時，這會很有參考作用。
五、社會可在房屋方面提供多大的福利，取決於社會的整體負擔能力，以及市民中大多數人的意願。因此，有關住戶可選擇的戶型的面積大小，及每戶可有甚麼水平的起碼生活，可交立法會議決定，並在適當時候重新檢討。
六、住戶的入息水平，可在每次簽新租約時申報一次，房委會只作抽樣調查。住戶如還有其他資產，可把其資產值換算成三A級長債的利息收入，再與住戶的正常入息加起來一併計算，比現時將入息及資產分開考慮較好。
七、每次租約到期，住戶的租金津貼會重新釐訂，而住戶亦有權按新的情況另覓新居，視乎當時有多少空置或願交換的單位可供選擇。這將有助公屋的流通性，令資源可以落入最需要及最能運用得好的人手裏。
八、租約期間，雙方都得履行租約，除非住戶的入息出現重大變化，譬如跌幅逾兩成（幅度以後可再議，這裏只是舉例），住戶就有權要求房委會重訂津貼水平，但房委會自己不會主動要求在租約期間調整租金津貼水平。
有人擔心，我的建議落實起來需要龐大的行政費用，但私人市場皆兩三年就重訂一次租約，證明這些工夫是值得花的。況且房屋署現在人手過剩，給他們多些工作，總比裁員好。
我相信，以上的方案一旦實施，當有助公屋資源更有效地被利用，而個別有需要的市民亦能得到更恰當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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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原集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