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女士寫的《最後的貴族》不單是一本好書、不單是一段段珍貴的回憶、不單是一份可歌可泣歷史的紀錄，更像是及時響起的暮鼓晨鐘那樣，讓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近日北京官方大力鼓吹的「愛國論」是如何荒謬、讓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類似五十年代反右政治鬥爭的陰影逐漸逼近、讓我們可以清楚明白敢於講真話、堅持講真話的重要。被北京官方傳媒輿論攻勢搞得暈頭轉向、不知所措的人，都應該拿這本好書看看。
章女士是被中共定性為頭號大右派的民主黨派人士章伯鈞先生的女兒。她在書中並沒有着意為她的父親平反、也沒有指控誰或扣誰的帽子。她只是透過反右及其他政治鬥爭期間的生活軼事，把她父親身邊的幾個不同人物素描出來。然而這樣的素描已教人看到揪心、教人難過不已。
就以反右運動期間首先中箭下馬的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先生為例。他是在中共宣布實行大鳴大放政策、是在中共宣布要接受民主黨派監督的時候出掌《光明日報》的。在接任總編輯後，他忠誠的執行這個政策，讓《光明日報》扮演輿論監督的角色，並且親自發言要求中共拋棄「黨天下」的想法，讓民主黨派、黨外人士也能真正參政。誰知道儲安平說的真心話、說的良心話反而成了他的罪證、反而讓他成了挑撥煽動全國人民對毛主席和周總理引起惡感的反動分子、反而讓他成了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人，最後只能死因不明的「逝世」。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書中有關史良女士的段落。史良女士在中共掌政前，是名聞全國的律師及民主鬥士，中共掌政後也成為民主黨派的領頭人物之一；她跟章伯鈞先生更是相識數十年的好朋友。然而在中共的強大政治壓力下、在中共的輿論攻勢壓力下，民主鬥士放棄了對民主的堅持，幾十年的友誼化作流水；剩下的只有背叛及出賣。史良女士不單在批判大會上猛烈批判章伯鈞，更把兩人之間私密的談話也完全抖出來以作為章伯鈞的罪證，把章伯鈞推進被迫害的深淵中。像這種運用政治壓力扭曲人性、迫使個人不敢說真話的做法；像這種運用政治壓力孤立打擊少數人的做法，不正是北京當權者的拿手好戲嗎？
章詒和女士在書中提到，父親章伯鈞得知《大英百科全書》記下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爭取民主政治的事迹時感到很激動，認為這是對他畢生從事愛國民主運動的肯定，他甚至說要感謝把他打成右派的毛澤東。是的，在中國的土地上爭取民主從來不受當權者歡迎，更會被扣上不同的帽子如「右派」、「賣國賊」等，但是真正值得重視的不是當權者的定性，而是歷史的裁決、歷史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