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
說實話，我對唐英年與他的前任梁錦松都不太認識，只在一些還有其他人在的場合碰過面，交換過一些不太深入的意見。如果在他們都未當財政司長之前，有人要我在他們兩位中挑一位任財政司長，我會毫不猶豫揀梁錦松。事實上特首也是先揀梁錦松，到梁錦松當不下去了，才揀唐英年。
即使是初次見面，梁錦松已能予人一種醒目自信的感覺，能在美資金融機構從基層爬上高位的人，難道會不醒目，不夠自信嗎？
人有自信就容易對別人所做的看不順眼，以為由自己從頭做過當可做得更好，可能就是這種心態促使梁先生要有所作為，可惜他對客觀的困難估計不足，最後走上不歸路。
唐司長予我的印象沒有梁錦松那麼深刻，除了笑容可掬外，想不起他有甚麼特別，然而，他的首份財政預算案就是勝在沒有甚麼特別，反而更為社會受落，怪不得有人說唐司長「死好命」了。
我相信，梁錦松弄到要中途請辭，對唐司長而言有很大的警惕作用，使他明白特區政府目前處境不妙，宜守不宜攻，故行事較為慎重。他寧願暫時不去碰那些不易解決的問題，好過承諾多多卻沒法完成。他押後滅赤的時限，好讓市民有機會休養生息，他不急於引入銷售稅，待形勢明朗後才作判斷。這種取態，表面上看來保守被動，實際上比他上手的有為做法更高明，更合時宜。一份沒有甚麼特別的預算案，雖沒有新意，卻難予人話柄。
唐英年的腳頭真的不錯，七一遊行的負面影響，梁錦松替他受了，但七一遊行的正面影響則成了他當財政司的助力。
梁錦松辭職後，市民也不想一下子又把剛上任的也弄掉，故願意給唐英年多一點機會，在不少地方已手下留情。
另一方面，七一遊行之後，中央政府知道香港政情嚴峻，不得不以經濟上資助香港為手段，以締造解決政治問題的有利條件。這無疑有利唐英年開展他的工作，只要他不犯大錯，中央自有人為他籌謀。
唐英年先生來自商界，以前是自由黨成員，自由黨是反對銷售稅的，想唐司長本身亦不會喜歡銷售稅，但唐司長今天要考慮的層面與自由黨不一樣，不能一口加以拒絕，故只好拖一拖再說。
今次唐司長的拖，不是押後實施銷售稅，而是押後決定應否引入銷售稅的時間，可見唐司長不傾向太早對銷售稅作正面的支持。
香港以前沒有銷售稅，一樣有財政盈餘，原因是政府可從房地產市場得到可觀的收入。市民以高價買樓，其實等於在交一種間接稅。香港過去就是憑此去維持低稅率，去做基建，以及去提供各種社會福利。
可惜，九七後，特區政府誤以為壓低地價有助香港提升競爭力，結果把市民辛勤積累起來的財富也蒸發掉了，市民的消費能力因而大減，以至內需不足，百業蕭條，失業嚴重，通縮揮之不去。而政府亦失去了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以至連年赤字，不得不考慮要引入銷售稅去擴闊稅基了。
然而，在經濟不景氣時根本不宜加稅，不但在輿論上難獲支持，實際上也可能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因此，特區政府在別無選擇下只好重施高地價政策，希望藉此增加政府的收入。年前推出的孫九招，其主要功能就在於控制供應及締造一個對地產投資者有利的環境，好讓樓價止跌回升，既可扭轉通縮，又可為政府開源。
對社會的低下層來說，本質上他們對高地價向來沒有好感，但如果硬要他們作選擇的話，他們可能寧要高地價。因為，實施銷售稅誰也不能避免，但低下層多數住公屋，不用以買樓的方式去交間接稅。高地價作為一種間接稅，其徵收的對象只是社會上較富有的一群，比銷售稅更能起劫富濟貧的作用。
我估計，唐英年說考慮引入銷售稅，只屬虛幌一招，嚇唬一下，將來公布不用實施時還可贏取社會掌聲。
當前，國際正迫中國開放外滙管制，而中國自己也有意這樣做，因此當有更多的中國資金會流入香港，其中部份會流入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在這種情勢下，香港的樓價大有機會在未來幾年持續上升。香港樓價遲早得反映中國資金對投資香港地產的偏好，而這種強烈的偏好，至今仍因外滙政策而備受壓抑，隨着中國外滙管制的放寬，香港樓市當可長旺多年。
在這種形勢下，特區政府大有機會在不加稅種，不增稅率的情況下，逐步減少財政赤字，唐司長可能不用推出甚麼特別的措施，已可做到遠超他前任的成績了，且看唐司長能否一世夠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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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原集團主席，文章逢星期四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