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蔣彥永大夫，北京301醫院外科醫生，揭發了北京政府關於「非典型肺炎」的謊言。現在蔣大夫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北京「糾正」六四慘案的「錯誤」，並承認上百萬的示威者是反對腐敗的良民，而不是「一小撮動亂分子」。
這位大夫的膽量值得我們敬佩和支持。可是他今年的信大概不可能有去年揭發非典那樣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中南海裏面的某些「領導同志」的權力跟「怎樣看待六四」的問題還是有密切的關聯。八九年江澤民升黨主席是因為六四提供的機會。後來江辭去了總書記，但還保留了軍委主席，而且許多「江派」的人還在各種黨政崗位上。李鵬，六四的主要策劃者之一，現在也退休了，但他的忠懇部下羅幹還支配着可怕的「安全」系統。
這些人不可能輕易地承認六四有任何錯誤。共產黨的集權制度不允許領導，尤其是高層領導，承認錯誤。這個問題跟「合法性」的概念有關。古代皇帝的合法性來自家譜和「天」，爸爸是天子，我皇帝二世也是天子，我的大臣的權力來自我的權利，大臣對我提出異議，我可以聽取，也可以不聽取，但聽不聽的問題不影響我的來自爸爸和天的「合法性」。民主政治把合法性跟「正確不正確」的問題分開。國會可以否決總統的草案，這並不意味着總統沒有合法性，應該下台。總統的合法性來自他上次普選得票數最多的基礎。
但中共不同，中共最高領導的合法性基於一種「永遠正確」的神話。當年毛澤東一定正確，不可能不正確；彭德懷說毛有錯誤之後，只剩兩條路：毛下台或者彭下台，不存在「我有錯，但還是主席」的餘地。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全盤改變了毛澤東的領導方向，但「毛不正確」四個字卻說不出口，非要把毛時代的災難推到四人幫的身上。毛沒事，或「基本上」沒事，這是因為鄧要繼承毛的合法性的殘餘。
六四以後是一樣的道理，江澤民、李鵬、羅幹等既得利益者能夠承認鎮壓是「錯誤的」嗎？要是錯誤的，自己就沒面子，沒面子政治成本也沒了，權利也下降了，甚至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可能出現危險（記得四人幫的下場吧？）。共產黨喜歡強調穩定，反對民主的時候常說「穩定壓倒一切」，這是心虛的話，但從另一方面看，也是真話。中共領導的內心有感覺，知道自己的制度建立在一些極其不穩定的因素上，民主制度，乃至皇帝制度，比它穩定許多。
六四受害者是「暴徒」、「歹徒」、「反革命動亂分子」等，一直到現在仍是中國官方對六四的「正確認識」，記得六四的中國老百姓自然很難同意這種胡說八道，但又不能公開說，只好陽奉陰違。這個普遍現象也帶來另一種不穩定，一種民意和官方語言間的不穩定。將來要是某一位政客站出來平反六四，那個人馬上會收穫相當大的政治資本。鑑於此，九八年四位高級共產黨員寫了信給江澤民，勸他與其等別人使用這張牌，不如他自己先把它使用出來，他們還建議江讓六四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做替罪羊，承擔「犯六四錯誤」的責任。但江澤民沒有行動。
蔣彥永大夫七十二歲，也是「體制內的人」，肯定熟悉共產黨文化真真假假的層層面面，他寫這封信的勇氣很大，對六四所目睹的血案的描寫也很驚人。但面對政治問題他還是採取一種「勸告」的態度：「我總希望這個錯誤由我們黨自己下決心來糾正。」我看這種寫法並不是妥協，而是考慮怎樣達到最有力的效果。
然而，用勸告的口氣免不了也有代價，有些直話這位好醫生無法直說。比如他的「糾正」兩個字，是類似九八年寫信給江澤民的四位高級共產黨員所用的「平反」兩個字；糾正和平反都是好事情，但還不說明六四的根本問題。共產黨當時說北京市民是「暴徒」，要是過了十五年又說對不起，「錯了」，不是暴徒，我來平反──那就夠了嗎？親愛的讀者，請你考慮：當時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屠城，到底是誰更像暴徒──政府還是市民？要是存在「平反」的問題，是共產黨應該考慮平反市民，還是市民應該考慮要不要平反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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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PerryLink） 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