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高薪厚職不保」、「為五斗米折腰」、「投靠權貴」及「不肖子」，這真是知識分子的悲哀，更悲哀的是我們的政黨及政評的質素，竟是如此低落，只懂得用揣測的污衊，及自以為站在政治道德高地的道德責斥的字眼，來標籤與自己黨派或個人政見不同、特別是有政治競爭行為的人士。究竟有沒有人查過史文鴻是否在理工真面臨被炒而轉走政界才放矢「揭露」呢？
在西方社會，學術界和政治關係密切，好的學術界人物往往是重要黨派的智囊人物，甚至政界之中，也有很多人是學歷很高的，從未聽過學術界走去政界會被責為「避炒」、「悲哀」及「不肖」，為何香港政府會有人應用這類標籤，學術界及政治界會有人「煮豆燃萁」呢？
這裏我們見到的悲哀，是香港政界一直比較反智及歧視學術界，學術界有人關心政治，提出的議題可被政黨利用的就被取納，不符合政黨政治目標及利益的，就不受關注。本人早在二○○○年已經是民主黨的不肖子，一直游說民主黨順從民意支持賭波合法化，二○○三年初更幫忙田北俊游說民主黨反對首次汽車登記稅，這些不肖行為是對是錯自有公論。
其實，任何政黨若要做得好，都應重用學術界，最重要是在政策釐定及民意理解方面掌握數據和理論，長遠更要強化政黨骨幹，訓練有理論、有見識及有素質的政治人物一代承接一代。沒有素質的政黨，只關心政治本錢和個人利益，有誰保證政治窮措大比富人更不會擁抱利益呢？亞里士多德就相信中產精英從政比窮人更好，因為他們不妬忌權貴，亦不排斥窮人。不過，若果學術界投身政治，若只會得到種種不良標籤，能不令有志者卻步嗎？
香港政治最惡劣的一面，是各黨派往往以為自己站在政治道德的高地，自己的政治理想才能安頓一切，其他黨派有的只是謀私的政客。其實，每個黨派都可以有政治家，都不能排除也有政客混水摸魚，搞得愈差的黨就愈多政客。肯定的是，黨派之間要承認大家都應該和而不同及在良性競爭，特別在香港，我們只是個經濟蓬勃的城市，政黨之間如何合作使社會更融和繁榮，就很重要。
就政改方面，民主黨派的策略是堅決以○七及○八爭取一步到位直選，以吸引選民支持九月大選，在爭勝成功之下以最大實力來討價還價。自由黨及其他黨派可能更現實，希望以最快的循序漸進爭取市民、各政黨及中央最大共識。道德上我們其實不應分優劣，反而是策略上那個更審慎、更現實及政治風險更小。
最後，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基本法》中附件一及二的政改機制，是要拿得立法會三分二大多數的共識及特首的首肯，政黨之間若拿不出合作共融的誠意，只是互相排斥輕衊，結果只會了無寸進，到時無論知識分子如何積極或如何不肖走位，都幫不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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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鴻 作者為自由黨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