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大爭論」之中，出現了大量的「中國倫理政治語言」。中方的人罵民主派是「忤逆子」，特區高官說學習基本法如同「孝順父母」，還有中國的官員大罵李柱銘的父親「與共產黨鬥爭」。
為甚麼中方的政治鬥爭詞彙，充滿家庭的倫理色彩？歷史學家黎東方在《我對歷史的看法》一書中，對於「中國病」，曾經有這樣的斷症：
「從歷史上暴露出來的中國人的缺點，最嚴重的，莫如只知有家，不知有國。遇到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只有極少數的豪傑之士肯移孝作忠。我們的長處，原是家的觀念深，而我們的缺點，正是和這個長處有密切的關係。」
中方人員反民主派，左一句「忤逆子」，右一句「不孝順」，黎東方先生挑中了他們的文化盲點。他們不止「忠孝不能兩全」，而且是「忠孝混為一體」、「家國混為一談」。國家觀念，本來就是家庭觀念的外伸，由此的邏輯，官員不能民選，因為官員是「父母官」，父母不由子女來選擇，由於國家機器是父母，因此「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子女是父母的資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國人沒有人權，只有子女的義務，最後「子不嫌母醜」，連批評父母的言論權利也沒有。
中方說民主派只知有個人，不知有國，但中方的人員的意識中又何嘗不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國」只是一個小農大家庭，圍坐在一桌子一起吃飯。所謂「一國兩制」，就是香港人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以衞生為理由，先堅持要用「公筷」，後來又要用刀叉分菜，中國政府通通答應，而且眼看這孩子腸胃不好，日漸營養不良，還主動的給他夾菜添飯，一桌子的其他小孩也在幫着夾，滿以為一家人都對這個鬧脾氣的小孩好，這就是所謂CEPA「自由行」。
香港人要普選，如同是要自己決定一張「小菜單」，與大家庭分飯菜另吃，父母當然不肯。李柱銘去美國，見了美國國務卿，這不但是在一頓晚飯前，父母還沒有端碗，一個兒子先起筷。在中方眼中沒有尊卑，而且更是拿着飯碗走到鄰居敲門，投訴自己吃不飽，自家飯菜不鮮美。做家長的自然一拍桌子大罵：「你走出這家門，以後就不要再回來！」
但管理一個現代國家，不可以如同管理一個家族，正如英國人給董建華留下一個國際都市，他卻把香港當作家族生意來管。State和Family，是兩回事。此一基本認知的盲點，是「中國病」的根源。中國想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公民國家，三個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