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恩（JamesA.Dorn）
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A.Hayek），在六十年前今天出版巨著《到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指出二次大戰後社會主義勃興的危險風氣。他認同休姆（DavidHume）的說法，「種種自由通常不是一下子消失」，故此極力倡議在小政府、自由貿易和法治的基礎上，建立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以抗衡大政府主義，以及隨之而來對經濟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威脅。今天重溫一九四四年這番說話，仍然有其意義。
海耶克倡議以私有產權、小政府和自由立約，建立自由而有秩序市場。這想法源自亞當．史密斯（AdamSmith）和其他十八世紀自由主義者。他們非常重視「自發秩序」（或史密斯所謂「原始自由的簡單系統」）這個概念。史密斯認為，「若廢除所有制度上的偏好或限制，原始自由的簡單系統即可自動呈現」。在此制度下，「所有人只要沒有違法，都絕對有權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目標，並可憑自己的資本和能力與任何人競爭，或挑戰社會常規」。
史密斯又批評中央規劃是烏托邦式空想，因為人類的智慧與知識，永遠不足以使公共資源「符合最大的社會利益」。政府只須承擔幾項明確的責任：（一）保護社會免受獨立外力的暴力侵害；（二）確保每一位公民盡量不受其他社會成員的壓制或不公平對待；（三）創設及維持「某些公共建設和公共體制」。若政府不踰越這些基本職份，社會將「欣欣向榮」。
著名法國自由主義者巴斯夏（F.Bastiat）在一八五○年寫道：「在公平法制、合理管治、以及自由、和平、穩定及負責任的環境下，每一個人都能夠盡情發揮自己的才能，贏取最高的尊嚴，而人類將可以取得登峯造極的成就。」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及其他著作中，闡釋了上述原則，並憂慮當時西方的社會主義風潮日漸壯大。他深切明白到，以社會主義目標取代資本主義手段──具體而言，即以「免於匱乏的自由」取代競爭與選擇──只會摧毀繁榮社會所必須的自由。自由主義的社會必須以個人（而非群體）為核心，以自願（而非強制）為組織原則。
在二十世紀，很多國家曾嘗試控制經濟生活，追求「社會公義」，但最終功敗垂成。蘇聯和中國都碰了釘子，知道錯的是馬克思，對的是海耶克。海耶克也指出，「若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毫無意義」。這句話值得細味。政府若以不同方式侵犯私有產權，打壓經濟自由，通常其他方面的自由都會一併受威脅。在納粹德國，猶太人首先被剝奪的正是經濟自由，其後暴政逐漸升級。故此，抵抗政府侵害經濟自由，必須杜漸防微。
香港的輝煌成就正是建基於經濟自由，這是郭伯偉（SirJohnCowperthwaite）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一年任職財政司期間定下的基調。他貫徹不干預政策，堅持法治和小政府，香港人因而可從事不同業務，自由打拼。但這並不表示香港可以安枕無憂，各界必須保持警惕，提防自由市場的原則遭到侵蝕。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肯南（JamesBuchanan）所言，「自由主義者不應志得意滿：『我們的任務已完成。』我們雖已目睹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學說的敗亡，但重新開展政治哲學的持久討論仍有其意義。我們需要在討論中挽救、保存及闡發古典自由主義的心靈」。
以海耶克所描述的經濟和個人自由來說，很多新興市場仍與此有頗大差距；而不少先進國家（包括美國）都朝着福利社會靠攏，未有察覺到此舉對國民自由的長遠影響。對香港而言，維持小政府和鞏固經濟自由，同時建立堅守自由主義原則的民主政府，可說是廿一世紀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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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副所長，凱托的文章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