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率領胡錦濤同溫家寶等九名政治局常委登上政協會場，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不提特區的「愛國論」，李柱銘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令特區政制問題捲入中美外交日程，去年7.1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只是抒發反對23條立法和對董建華的厭惡，或許沒有想到效應如此深遠。
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不但沒有批判李柱銘的美國之行，也沒有強調「愛國論」，反而說要「廣泛團結港澳地區各界人士」，顯然是為近日土共大鬧特區、大亂社會生態的文革式行為降溫，還隱含責備之意。當初特區的一些人上京開會，曾經興致勃勃地預言：溫家寶的第一份工作報告，將會把香港政制問題提升到全國的高度，大挫民主派的「氣燄」，為溫家寶開路，一些土共又提出設立「愛國審查機制」並點名要把李柱銘逐出立法會，但主人的姿態克制而冷靜，卻令極左愚忠之徒的希望落了空。
江澤民沒有放棄實權，電視新聞所見，溫家寶在宣讀報告，江澤民提筆聚精會神在文稿上畫線評點，其「日理萬機，殫精竭慮」之投入，全無絲毫「退休」之態，相當令人動容。兩會之前，中共中宣部下令禁止宣傳一本名叫《中國農民調查》的報告文學。這本書除了報道大量農民生活困頓的實例，還指出中國城鎮人口收入比農民多六倍，但農民交的稅卻比城鎮居民多四倍，作者以很長的篇幅要求中央政府向農民減稅。這樣的要求，溫家寶在工作報告中正面回應：五年內撤銷全部農業稅！既是如此，《中國農民調查報告》這本書有甚麼「政治問題」？答案是中國高層出現了權爭。
香港的政制，須置於中國政治的全局來分析，經李柱銘美國之行，牽涉中美外交的角力場。在香港的土共之中，少數的嗅覺靈敏，知道中南海的風向多變；更多的卻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宣洩自去年7.1之後權慾受港人和民主派壓抑的仇恨，文革的遺傳基因發作，不惜亂中奪權。今天的香港，與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時期頗為相似，就是港共的情緒歇斯底里，放炸彈、撒傳單、成立鬥爭委員會，左一句「白皮豬黃皮狗」，右一句「漢奸賣國賊」，聲稱「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當年的殖民地政府卻在密切注視北京的動向，判斷由周恩來和陳毅主政的國務院和外交部，並不認同極左的極端行為，一切是江青、林彪、謝富治等「中央文革小組」在毛澤東主使縱容的反常之態。英國人有兩手打算：如果周恩來挺得住，英方可以挺忍；一旦毛江得道，英國馬上撤退，把香港雙手奉還，讓文革派實現「打倒帝國主義」的義和團夢想，令中國求仁得仁。
香港如果有「高度自治」，今天的特區「駐京辦」官員，就應該早就觀察北京的政治風向之變，向一個行政強勢的特首滙報，而由特首在香港盱衡大局，抑制土共的極左氣燄，穩住外資和市民信心，分析中國高層對香港和台灣的政策互動，及早向胡溫政府（至少名義上中國還是這兩人當家）建立溝通，同時與民主派尋求妥協——雖然不普選，大可折衷妥協，例如增加選舉團的民主代議性，並私下向中國政府保證：任何普選，都不會選出社會福利主義的工會和反共議員。香港歸還中國七年，中港雙方至少有一樣無人爭議的共識：中方想香港繼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誠意無人質疑，香港人也希望有工作、有飯吃。既然大目標一致，比起一九九七年的猜忌和紛爭有甚麼危機還不可以解決？是完全不懂政治、生性懶惰的董建華再一次嚴重失職，自7.1之後，本來應該緩和中港誤解，在這方面他甚麼也沒有做，浪費了九個月，等到中南海權力消長生變，李柱銘去美國，道出了「董建華的劣質管治，令香港人感到有政制民主化的必要」的真相，才如夢初醒地在北京學舌重複土共的濫調，加入「愛國論」的八股大合唱。
歷史的契機是不會停下來等候懶人和失敗者的。香港政制之爭，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愈演愈烈，其中一樣副產品，就是提前展開了第三屆特首的熱身戰。胡應湘點名四個人是他心中理想的人選，並倡議「有限度普選」，胡氏的名單之中，何人見缺，土共的文革廝殺聲中，何人已漸成商家和公眾厭惡凝聚的人物，此際已是呼之欲出。董建華既已一再自廢武功，他的小朝廷又怎能不像明代的嘉靖年代——皇帝無心朝政，文武百官一盤散沙，這時就出現了嚴嵩之流的人物。嘉靖皇帝下面有一個首輔，正是公務員之首，名叫夏言。夏言尚有輔理朝政之心，卻不敵嚴嵩的狡詐權術，嘉靖又剛愎自用、心胸偏狹，結果是嚴嵩奪權成功，當時朝中流傳一首打油詩：「天子重權豪，開言惹禍苗；萬般皆下品，唯有奉承高。」
中國人的政治一旦盲走極端，就殘酷而狹隘，歹毒而無聊，其中的人事張羅，性格文本，是千百年不變的。燈下讀史，壁上觀世，徒令人付諸淡然一笑。
（圖）去年7.1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只是抒發反對23條立法和對董建華的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