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休息:<br>天子權豪 言惹禍苗 萬般下品 奉承唯高 - 陶傑

星期天休息:
天子權豪 言惹禍苗 萬般下品 奉承唯高 - 陶傑

江澤民率領胡錦濤同溫家寶等九名政治局常委登上政協會場,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不提特區的「愛國論」,李柱銘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令特區政制問題捲入中美外交日程,去年7.1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只是抒發反對23條立法和對董建華的厭惡,或許沒有想到效應如此深遠。

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不但沒有批判李柱銘的美國之行,也沒有強調「愛國論」,反而說要「廣泛團結港澳地區各界人士」,顯然是為近日土共大鬧特區、大亂社會生態的文革式行為降溫,還隱含責備之意。當初特區的一些人上京開會,曾經興致勃勃地預言:溫家寶的第一份工作報告,將會把香港政制問題提升到全國的高度,大挫民主派的「氣燄」,為溫家寶開路,一些土共又提出設立「愛國審查機制」並點名要把李柱銘逐出立法會,但主人的姿態克制而冷靜,卻令極左愚忠之徒的希望落了空。

江澤民沒有放棄實權,電視新聞所見,溫家寶在宣讀報告,江澤民提筆聚精會神在文稿上畫線評點,其「日理萬機,殫精竭慮」之投入,全無絲毫「退休」之態,相當令人動容。兩會之前,中共中宣部下令禁止宣傳一本名叫《中國農民調查》的報告文學。這本書除了報道大量農民生活困頓的實例,還指出中國城鎮人口收入比農民多六倍,但農民交的稅卻比城鎮居民多四倍,作者以很長的篇幅要求中央政府向農民減稅。這樣的要求,溫家寶在工作報告中正面回應:五年內撤銷全部農業稅!既是如此,《中國農民調查報告》這本書有甚麼「政治問題」?答案是中國高層出現了權爭。

香港的政制,須置於中國政治的全局來分析,經李柱銘美國之行,牽涉中美外交的角力場。在香港的土共之中,少數的嗅覺靈敏,知道中南海的風向多變;更多的卻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宣洩自去年7.1之後權慾受港人和民主派壓抑的仇恨,文革的遺傳基因發作,不惜亂中奪權。今天的香港,與一九六七年的暴動時期頗為相似,就是港共的情緒歇斯底里,放炸彈、撒傳單、成立鬥爭委員會,左一句「白皮豬黃皮狗」,右一句「漢奸賣國賊」,聲稱「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當年的殖民地政府卻在密切注視北京的動向,判斷由周恩來和陳毅主政的國務院和外交部,並不認同極左的極端行為,一切是江青、林彪、謝富治等「中央文革小組」在毛澤東主使縱容的反常之態。英國人有兩手打算:如果周恩來挺得住,英方可以挺忍;一旦毛江得道,英國馬上撤退,把香港雙手奉還,讓文革派實現「打倒帝國主義」的義和團夢想,令中國求仁得仁。

香港如果有「高度自治」,今天的特區「駐京辦」官員,就應該早就觀察北京的政治風向之變,向一個行政強勢的特首滙報,而由特首在香港盱衡大局,抑制土共的極左氣燄,穩住外資和市民信心,分析中國高層對香港和台灣的政策互動,及早向胡溫政府(至少名義上中國還是這兩人當家)建立溝通,同時與民主派尋求妥協——雖然不普選,大可折衷妥協,例如增加選舉團的民主代議性,並私下向中國政府保證:任何普選,都不會選出社會福利主義的工會和反共議員。香港歸還中國七年,中港雙方至少有一樣無人爭議的共識:中方想香港繼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誠意無人質疑,香港人也希望有工作、有飯吃。既然大目標一致,比起一九九七年的猜忌和紛爭有甚麼危機還不可以解決?是完全不懂政治、生性懶惰的董建華再一次嚴重失職,自7.1之後,本來應該緩和中港誤解,在這方面他甚麼也沒有做,浪費了九個月,等到中南海權力消長生變,李柱銘去美國,道出了「董建華的劣質管治,令香港人感到有政制民主化的必要」的真相,才如夢初醒地在北京學舌重複土共的濫調,加入「愛國論」的八股大合唱。

歷史的契機是不會停下來等候懶人和失敗者的。香港政制之爭,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愈演愈烈,其中一樣副產品,就是提前展開了第三屆特首的熱身戰。胡應湘點名四個人是他心中理想的人選,並倡議「有限度普選」,胡氏的名單之中,何人見缺,土共的文革廝殺聲中,何人已漸成商家和公眾厭惡凝聚的人物,此際已是呼之欲出。董建華既已一再自廢武功,他的小朝廷又怎能不像明代的嘉靖年代——皇帝無心朝政,文武百官一盤散沙,這時就出現了嚴嵩之流的人物。嘉靖皇帝下面有一個首輔,正是公務員之首,名叫夏言。夏言尚有輔理朝政之心,卻不敵嚴嵩的狡詐權術,嘉靖又剛愎自用、心胸偏狹,結果是嚴嵩奪權成功,當時朝中流傳一首打油詩:「天子重權豪,開言惹禍苗;萬般皆下品,唯有奉承高。」

中國人的政治一旦盲走極端,就殘酷而狹隘,歹毒而無聊,其中的人事張羅,性格文本,是千百年不變的。燈下讀史,壁上觀世,徒令人付諸淡然一笑。
(圖)去年7.1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只是抒發反對23條立法和對董建華的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