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主導，本地左派陣營推波助瀾的「愛國者治港」爭論愈演愈烈，焦點亦由對事改為對人。由討論何謂愛國，改為針對民主派人士大肆鞭撻，變成一場思想及言論大審判；當中的歇斯底里、「帽子」亂飛，教人想起文革的火紅年代。
全國政協常委李澤鉅表示，愛是要對方感受得到的。他舉例說若對方不喜歡吃辣，你卻請他吃麻辣火鍋，那便談不上「愛」。換言之，自以為愛國是不足夠的，最重要的是國家（或代表國家的政府）認同你愛國。然而，若國家對某人的看法早已是先入為主，認定某人不愛國，則無論他如何努力，恐怕亦難獲愛國的稱譽。
弔詭的是，現時被批評為最不愛國的那些人，部份早於七、八十年代，當港人仍在醉生夢死之際，已積極投入愛國運動，如保衞釣魚台與反對日本竄改教科書等。
日前立法會議員與記者同樂日，張文光參與了「愛國基準試」，由朱幼麟問他七條問題，結果發現：張的第一個銀行戶口設於華僑銀行；他曾看過《東方紅》無數次；唱革命歌《我的祖國》時感情澎湃，面泛紅光；熟讀《毛語錄》與一大堆關於中國歷史的書籍。前面六條問題難不倒他，惟當朱問他最後一條問題：「你有沒有回鄉證？」，張登時啞口無言，最後黯然出局。這場棟篤笑笑中帶淚，亦說明了愛國與否若由當權者評定，結果是多麼的諷刺！
在政制爭拗中一直置身事外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忽然拾人牙慧，引述商務部副部長安民的說話，指若要愛國便得「進善言，做善行」，港人可以批評共產黨，但必須有建設性。然而跟是否愛國一樣，由誰來判斷批評是否具建設性？當政府表現愈不堪，民怨愈深，其地位自然愈不穩固；這時候任何批評皆可能加劇政權的不穩，那又是否等於沒有建設性？
由當權者決定甚麼是「善言」，最終的結果自然是壓制言論。凡不中聽的言論都被禁止，甚或因人廢言，藉箝制言論打擊政敵。敢問唐司長，是否要香港變成這樣的社會？猶記得在審議二十三條草案時，政府當局曾強調不會以言入罪，只要不作實質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單單罵共產黨，罵國家領導人並不會得咎，為何現在又來另一套標準？
唐司長說「當香港及中國人明白何謂愛國，爭論便會完結」，這是否意味要人人接受中央的一套？是否如某些論者所指，日後立法會議員上任時，要先接受政治及思想審查？
政府應該是做實事，而不是搞思想教育。一個踏實及順應民意的政府是罵不倒的，更毋須發動輿論機器，炮轟一小撮所謂破壞分子。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正是無論你是否同意，每個人都有發言權利；若強求思想統一，將變成一個不可想像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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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 作者為資深大律師和「《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關注組文章逢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