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乍寒還暖，社會的氣氛卻幽陰詭譎。人類上下五千年，反智的言論不時湧現，流氓的邏輯經常盛行，法治和自由，時時遭遇攻擊和威脅。在「言論禽流感」的政治瘟疫期，需要注射理性的預防針，無懼、無憂、無怖、無惑，勇敢地對付歷史的挑戰。
我很少介紹書，一來自己讀書，看書的抉擇很主觀，你喜歡的書，別人不一定投緣。讀了一本好書，與作者的心意契合，也不過是作者與讀者兩人間的私隱，其實很難像當前最流行的一個濫詞，叫做與人「分享」。
但是在言論瘟疫的非常時期，卻不妨例外。知道一冊可以加強對詭辯和魔障的抵抗力的論著，覺得像一種疫苗，總希望多一點人知道，讓多一點人得到一點抗體。在中世紀歐洲的黑暗時代，教廷專橫地建立絕對權威，壟斷了聖經的所有解釋權，嚴禁修道士笑，因為笑是對上帝的無禮；也不准行僧吃得太飽，因為飢餓能令人懺悔贖罪。鼠疫伴隨着獵巫的火燄一起吞噬着大地。如果牛頓的科學理論能早出現三百年，教廷的專權或許可以早一點結束；如果科學能早一點衍生現代醫學，那時有了黑死病的疫苗，歐洲就不會有兩千萬，約三份一人口死於一種不治的頑疾。
今天的香港人，比起五百年前的歐洲還是幸福得多。中文大學前哲學教授勞思光撰寫的《歷史之懲罰》，是當前提高理性思辯能力、對抗病毒的一種疫苗。這本書之好看，是作者有如先知，一早就預知了一個極權社會的流行病，並協助讀者識破許多語言的魔障和陷阱。
《歷史之懲罰》有一章，名為「言論的欺詐」。勞思光教授說：「流氓詭論的盛行，許多人一方面自己用這種詭論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也聽慣了別人用這種詭論而不以為怪。詭論漸漸變成了『正常』；它直接地破壞了是非標準，間接地養成人們排拒正論的心理趨勢。就中國而論，似乎多數知識分子都無意為掃除這種詭論而用力。加上政治的幾次變化，又提供了詭論的發展條件。每一次不光明的政治勢力當權，就有一大套流氓的詭論被御用宣傳家製造出來，成為流行的口號、官方的論調。社會受了這種影響，對詭論習以為常，病也就愈加難治了。」
甚麼是流氓的詭論呢？勞思光舉了一個例，當項羽捉了政敵劉邦的父親，威脅要把劉邦的父親烹殺掉。劉邦一點也不着急，對項羽說：你我情比兄弟，我的父親，也就是你的爸爸，你要把我父親活煮來吃，也就是活烹你自己的父親一樣。如果是這樣，請你把劉老爺子烹吃之後，也分一杯肉羹給我，讓我也嘗嘗。
這就是流氓的詭論。劉邦自己不顧真實的父子之情，卻偽善地對項羽揑造了一種「手足之愛」，並把這段虛擬的「兄弟關係」偷天換日取代了真實的父子倫理。
劉邦是流氓，這就是流氓的邏輯。
除了流氓的邏輯之外，勞思光認為，還有一種「強盜的邏輯」。強盜一旦把自己的搶劫行為的定義，解說為「替天行盜」、「劫富濟貧」，他們搶劫，就成為正義的行為，民間捉拿強盜，反而是不道德之舉。當強盜壟斷了搶劫的暴力特權，只有他可以顛覆前朝的政體，你質疑他的合法性，就是想危害整個天下，此時他就建立了「強盜的詭論」，暴力成為一種特權。勞思光認為，這時他就會說：「不論你有理無理，你再和我爭，我就和你打架。」
勞思光指出：「如果我們有一分對真理的嚴肅真誠，則我們對一切詭論都必須早作澄清。欺詐的言論，使知識分子精神墮落。不要以為我過度悲觀，隨便打開一張報紙、一本刊物看看吧。不是到處充滿流氓的撒賴、強盜的橫行、以及為強盜作幫兇的可憐論調嗎？嚴肅的心靈何時重新顯現力量？我們這個時代正等着這一線光明。」
一本優秀的著作，是超越時間的。勞思光的《歷史之懲罰》寫在一九六三年，今天讀來，卻歷久常新。
星期天介紹一本哲學的論著，略嫌枯燥了一些，但閱讀「思考型」的書籍，是董政府為「中產階級」下定義的「五大原則」之一。天花不再殺人，是因為有識之士發明了牛痘。讀書就是種痘，大家一起來強身吧。
（圖）勞思光教授撰寫《歷史之懲罰》時，有如先知，一早就預知了一個極權社會的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