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香港的政制發展要結合香港的社會現實，循序漸進，那麼近日鬧得滿城風雨的是否愛國問題，也應結合香港的現實，循序漸進。
眾所周知，在九七年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大多數在這個殖民地生活的人，不是在四九年後由內地前來就是在文革期間湧往香港。這些人當中，有些是為了政治原因，但更多是為了尋求一個安穩的居所。
我們知道，即使今日，國內仍然有很多人，為了改善生活而甘冒生命危險，偷渡到西方國家當黑工。無論對昔日逃來香港的人，還是今日偷渡到西方國家的人而言，愛國與否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從香港的現實出發，愛國與否並不是重要議題。在原則上，愛國和接受殖民政權根本就是互相矛盾。因此，大多數香港人都是會在適當的時候才表達愛國的熱忱。近者有楊利偉訪港，遠者有賑濟華東水災。
從香港的現實出發，比愛國問題更迫切的是香港社會的凝聚力問題。事實上，即使凡事慢三拍的董建華亦知道凝聚問題的迫切，特別成立一個小組來探討，但至今仍未能提出具體的方案，可見問題的艱巨。
凝聚力的問題這麼凝重是因為香港一直缺乏一種明確的自我認同。在殖民時代，香港人以靈活和適應性強見稱，沒有明確的自我認同，反而有助當時的香港人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並掌握文革結束，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機遇。自我認同有別於民族認同，大多數香港人都沒有民族認同的問題，有的是屬於較低和較細緻的自我認同的問題。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AckbarAbbas所著的《HongKongCultureandThePoliticsofDisappearance》從香港的建築探討香港人缺乏自我認同的問題。這部著作已成了外國學者認識香港的必然參考，但在香港本身反而沒有引起討論，或許這也是缺乏自我認同的一種表現。
Abbas指出，香港的金融區建了不少世界級的建築物，當中更有一些蜚聲國際的大師傑作，但這些建築放在香港和放在其他大城市都不會有分別。另一方面，一些有本地特色的建築，如尖沙嘴舊火車站的鐘樓，和前英軍司令的府第雖被保留下來，卻抽離了原有的歷史，因而被架空。一座居所多少反映主人的人格和喜好，香港的建築卻沒有香港人的自我。
從這點看來，七一大遊行的意義尤其重大，在中國的範圍內，就只有一個香港可以五十萬人上街而不出亂子，不但令香港人自豪，也向建立自我認同邁出一大步，繼後的民主改革訴求也就只是歷史邏輯的表現，反而愛國的問題早已解決了，不然不會接受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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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系兼職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