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為「愛國論」的討論，很快便會因為要表態的已紛紛表態，要討論的發覺觀點與論點在短時間內已不斷重複，而會告一段落。豈料中央的意思（見諸《中國日報》英文版評論文章）卻認為這並非只是一場「不必要的爭論」，而且還應該更深入辯論，「以防止香港的發展偏離正軌」。
究竟這樣的一個辯題能否有助於真理愈辯愈明，統一思想，那真的要視乎你如何界定真理，怎樣定義統一思想了。從香港人的文化與觀念出發，他們既不明白有關機構如何可以將愛國的定義（或者是不愛國的定義），轉變為一些具體執行的指引（例如某某人再無資格參與選舉），更不能理解為何某些人或單位有審判權力，將一個抽象的討論轉變為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判斷。
與此同時，在香港人眼中，所謂統一思想，並非一種不可挑戰或批判的意見；假如香港人真的有所謂統一思想，那最多只可以理解為一種共識。而所謂的共識，就必然包含了不同意見，沒有一種絕對的、必然正確的思想；能達至共識，只是大家願意妥協，接受某些前提而已。
中央有意思深化「愛國論」的討論，基本上只反映出有關單位還未真正掌握香港民情，同時亦未懂得如何在這裏展開群眾工作。假如有關單位能對香港的社會狀況及民情有多一點了解，那便應該知道香港人並不接受政治學習這一套。要在香港市民中間產生移風易俗，一改過去思想觀念的作用，首要工作是溝通和對話。發文件、引用權威思想，只是一種表明立場的方法，這些行動本身並不保證能說服群眾。
事實上，雖然香港人素來講求醒目，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卻不一定看風駛𢃇，因察覺到中央的態度而自行轉軚，投其所好。如果香港人在政治問題上只求識時務，那麼他們就不會在八九年六四前後上街遊行，更不會在七一、元旦站出來表態。香港人或者並不能說是熱衷政治，但卻經常表現出一種執着。因為不服氣，所謂「條氣唔順」，他們會大大聲講出不滿。
七一的五十萬人大遊行，不是因為事前愛國教育工作不足，而是特區政府沒有正視民眾的怨忿。要化解香港民眾的不滿情緒，方法只有一個──正面面對與處理。政改的訴求源於民眾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民眾並不會因為學習指導思想而改變主意；要他們改變想法，只有靠說服和實際處理問題兩種手段。除此以外，其他方法恐怕不但不能把爭論降溫，甚至只會產生反作用，造成火上加油的後果。
中央認為要加強思想教育工作，這不難理解。問題是再做下去也不會有甚麼效果。客觀現實始終非主觀意願所能轉移，這一點唯物主義者應該早有認識。
要解決當前香港社會的矛盾，只有按具體情況，具體處理。政改歸根到柢是香港社會的治理問題，要以立足於香港民眾的方式好好處理。脫離群眾，由上而下的，或者可以嚇人，但這肯定不是做好群眾工作的方法，更不可能領導群眾，取信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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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大樂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文章隔星期二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