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恭蕙
「愛國」的意義不容易確切了解，但現在看來，討論香港的政制發展，中央政府最關注愛國的問題。新華社前社長周南最近接受《紫荊》雜誌訪問，總結了這種觀點。
周南認為，英國在香港引入民主，目的是為香港的平穩過渡設置障礙。他又認為，英國在香港的民主化策略是扶植「代理人」，在過渡後控制立法機關和政府部門，煽動群眾，製造混亂。
周南相信，若干外國勢力企圖使香港成為獨立政治實體，打着民主的旗號，把香港變成反對中國的顛覆基地。
全國政協委員劉迺強最近發表文章，指李柱銘與美國關係非比尋常，暗示部份民主派議員是外國政府的「代理人」。
去年十一月區議會選舉，民主派提出「還政於民」（台灣民進黨也曾採用此口號）。有論者指出，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這說法並不恰當。人大常委曾憲梓指摘，採用這口號等於宣揚港獨；他上周更直指李柱銘、司徒華、張文光和組織七一遊行的人士「肯定不是愛國者」。
「愛國」的討論源於一九八四年。當時鄧小平表示，治港班子應以愛國者為主體。而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以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他指出，「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
只可惜，這番言論顯示中央在討論治港人才的條件時，除愛國以外，似乎不怎麼考慮其他因素。結果有目共睹：九七年至今，港府施政連番失誤，導致管治出現問題。
《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就是好例子。香港市民在原則上並不反對立法，況且現行法例已有類似條文。但特區政府也明白，港人對《國安法》中顛覆和國家機密的內容非常敏感，必須慎重處理。
然而，負責主持公眾諮詢和草擬條文的官員表現非常不堪，令市民感到十分不滿，其後更觸發七一大遊行。去年九月，港府在中央同意下明智地撤回草案，稍後再作諮詢。
上星期，曾憲梓指摘反廿三條人士「不愛國」，胡應湘則建議重新就國安法進行諮詢，以此為救港方案。這些言論既欠啟發性，也無助於解決問題。
首先，這些說法顯示他們不理解立法程序，對執政者無幫助。落實《基本法》廿三條工作仍在進行，保安局局長已表示正繼續研究此問題。在今年七月本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根本不可能再就國安法進行諮詢，修訂草案。
其次，兩人的言論也顯示他們對細節及實質問題不感興趣。香港法律界向來保持追求法律條文清晰確切的傳統。法律界早已指出國安法草案存在不少問題，公眾也希望政府在草案通過前加以澄清。曾憲梓和胡應湘似乎認為，不管內容怎樣，國安法都應該通過。
他們應該記得，商界（包括銀行家和商會）也對國安法草案的部份內容有所保留。這反映了反對的聲音並非單單來自他們所謂的「不愛國」人士。
幸好他們並非代表中央放話。但假如爭取普選和民主，被視為外國勢力企圖顛覆中國的話，這意味着中國政府絕不希望有民主。鄧小平那番話，其實是針對民主的形式。既是如此，最佳的辦法莫過於提出不同方案，比較其優劣；而不是浪費時間，討論「愛國」這一類含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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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和「《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關注組的文章逢星期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