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愛國的爭論由來已久。約四分一世紀以前，筆者訪問過儒學大思想家徐復觀先生，他談到愛國，可說是一針見血。他說：「最基本的問題是：你要愛國首先要愛我共產黨，你不愛我共產黨就是反革命，就不能算愛國。那我現在問，你做得一塌胡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所以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愈困窮我愈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徐先生的國家，指的自然是普世觀念的「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國家愈困窮我愈愛」。我們看古往今來，著名的愛國者，都是在國家遇到困厄時出現的，屈原、岳飛、文天祥、孫中山、秋瑾、魯迅，哪一個不是公認的愛國者？哪一個不是在國家困厄時挺身而出？又有哪一個不是與當時的執政者意見不合，甚至被視為大逆不道？但真正的愛國者，愛的是土地、人民、主權，而不是當權者。因此，真正愛國者「是問心無愧的」。
國家的定義中含有「主權」這一項。對於「主權在民」的國家，即由人民投票授權而產生執政者的國家，愛民與愛國並無衝突。然而，對於專權政治的國家，當權者就有意把「國」與「政」混淆，不但以「政」代國，甚至「以黨代政」進而「以黨代國」，這就出現黨國不分，愛國必先愛黨的胡塗觀念了。
八十年代初，中國作家白樺在他的小說中，提出「你愛祖國，但是祖國愛你嗎？」受到中共的批判。但實際上白樺所講的「祖國」，也是黨和政府，即你愛黨和政府所操控的「國」，但黨和政府的「國」愛你嗎？黨和政府的「國」讓你受這麼多罪，含這麼多冤，顯然不愛你。
即使是經人民投票授權的政府，也往往不經意地「以政代國」。六十年代初，美國總統甘迺迪曾對人民說：「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了甚麼，應該問你們為國家做了甚麼。」這是要人民無條件愛國。其後，美國捲入越戰，泥足深陷，美國人民為越戰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以至生命的代價。於是反戰人士把甘迺迪的話倒了過來：「不要問我們為國家做了甚麼，應該問我們的政府為我們做了甚麼。」
最近，讀到台灣訪港著名作家龍應台的訪問記，她被問到香港最近的「愛國」爭議時說：凡是需要強行灌輸的「愛國」都是可疑的，當國家可愛的時候，人民自會愛她；當國家不可愛，人民自然討厭她。問題應是：這個「國」要做甚麼來讓香港人愛她。她說的「國」，當然也是對外代表國家主權的「政」。倘若「有功有過」的黨與政，不是做一些事來讓人民愛「國」，而是打出「愛國」的旗幟，要人民放棄普世人權中應享的政治權利，那麼「人民自然討厭她」。
正如專欄作家張翠容前幾天的一篇文章所說，如果「愛」要改變自己的性格，連尊嚴權利也放棄，那只是自殘。許多愛國老人要自殘，那是他家的事，多數香港人當然不要做自殘的愛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