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堆香港名人在大談誰愛國誰不愛國，覺得這真是一場鬧劇。都已廿一世紀了，又大都是六、七十歲（還有八十幾歲）的老人，都在媒體面前「愛」來「愛」去的，難道不感到肉麻嗎？如果說這是我們炎黃子孫的特質的話，筆者只好說我們這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民族恐怕還未斷奶了。
在蘇聯、東歐的共產體制還未垮台之前，歷史上曾受西方文藝復興的文明所薰陶的東歐國家，曾有過一個政治笑話：
「問：一共有哪幾種變態愛情？」
「答：有動物和人之間的愛，有虐待狂與被虐狂，有同性戀，還有對偉大祖國的愛。」
十多年後的現在，同性戀或人與動物之愛，大概都不算變態了。只是，對偉大祖國的愛恐怕還滲透着政治權力、政治利益甚至金錢利益的糾葛，使一群老人肉麻地愛來愛去，而顯得變態吧。
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民，對自己出生、成長的土地，對自己的民族，對自己的民族文化，自己的根，都有一定程度的愛戀。這是出於自然也不是屬於變態的。變態的是對政權的盲目擁戴，對政權所施行的此一時彼一時的政策的盲目支持，對由政權所渲染的「偉大祖國」的愛，這確實是變態的愛。
世界各國也都有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政權的愛，但這種愛是基於對這些國家所實行的民主、人權、法治的制度的自豪感，是對一種價值觀的認定。
即使這樣，越戰後的美國，在首都華盛頓要建一個越戰紀念碑時，最終所選的設計，也不是雄偉、高大的象徵國家主義的雕塑，而是兩道光亮、黑色的短牆，牆上刻了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九位在越戰中死亡的每一個軍人的名字。它絲毫不認同這場戰爭的光榮，而黑色則象徵着悲傷。它不是用這個紀念碑去激勵人民的愛國主義的情緒，而是讓陣亡者的家屬到這兩道短牆前面，找到自己親人的名字，流着眼淚去輕輕撫摸。
這個紀念碑的設計者，是當年只有二十歲的華裔建築系學生林櫻，她在一千四百多件應徵的作品中，被選中了。這個紀念碑的出現，曾激怒一向保守、「愛國」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他們到國會游說，非要把設計改換不可。但終於無法得逞。美國突出個人價值的意識，戰勝了一味支持國家行為的「愛國主義」。這是文藝復興所肯定的個人價值精神和理性主義的體現。美國人權學者司馬晉（JamesSeymour）說：「按照一般美國人的觀念，不講愛國主義的總統，才是最好的總統。」
儘管筆者覺得毫無意義，但如果要比賽誰是真正愛國者的話，唯一的標準不是對政權的認定，更不是對政權的政策行為的認定，而是對個人的價值的認定，對人權、對人民權利包括政治權利的認定。只認政權而自稱愛國的人，只是一群愛國小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