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靠革命上台的政府，是很容易情緒化的。革命是暴力的鬥爭，要講激情。革命完成之後，一個政權如果還停留革命的暴力陰影裏走不出來，情緒就會長期不穩定，到處都感覺有敵人，患上被迫害妄想症，這種政權統治下的人民，會陪着折騰受罪。
例如，特區有人放話，說「中央」對香港人已經給盡經貿和「自由行」的好處了，香港人如果還要普選，「中央」覺得香港人需索過份，就要不客氣了，不但沒有普選，還要進一步收緊，連經貿的優惠也要收回去。
經貿優惠與普選要求，是兩碼子事，不是像一個小孩，向父親買了超人玩具，又要買蝙蝠俠T恤，然後父親對小孩說：「死仔，給了你超人玩具，就不可以要蝙蝠俠T恤。先給我把功課做好，支持董建華施政，不然我就打你一頓板子。」
但在中國式的家長政治DNA裏，統治者把人民當做「子民」，人民把官員當做「父母官」。之間不斷重複爸爸兒子、孫子爺爺的一套婆婆媽媽、嘮嘮叨叨的粵語殘片式的倫常關係。「愛國」等於「孝順父母」，也等於「子不嫌母醜」，不是爺爺盧敦對自由戀愛的兒子張活游執了家法，就是家姑黃曼梨打媳婦白燕的耳光，這種老土煽情的三流文藝片劇本，卻一次次地翻拍，看得人打呵欠連連。
香港人從理性的英國殖民地管治中走過來，對中國政府的一些人和土共的情緒化治國，感到很難適應。一個受過哲學訓練的知識人士，眼看「愛國」一會兒是「支持二十三條立法」、一會兒又是「擁護祖國統一」，一會兒又是「不能組織五十萬人遊行示威」的鬼影變幻球，只會覺得好笑。
柏拉圖說：「人的靈魂就像一個賽馬車手，拉着兩匹感性的馬，一匹想向上躍進天堂，另一匹卻向下奔往大地。賽馬車手必須知道左右手該何時收韁，何時寬放，這套策騎之術，就叫做「理性」，讓眼前的一對馬穩步疾蹄向前。
二○○七年普選與否，一方要求，一方反對，本來可以理性討論，忽然演變為一場「愛國」定義的虛無大爭論，這是中國人政治的情緒有餘，理性薄弱，最終必然車毀人亡。
法蘭西共和國也是靠暴力的革命恐怖建政，但人家二百年來，不斷更新，今天的法國，已經是「第五共和」，情緒壓抑下來，實現理性治國。一個農民政權還處於「第一共和」的暴力殘餘的情緒狀態之中，何時才「現代化」？可憐的十三億人，慢慢再等十代八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