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格里斯沃爾德（DanielT.Griswold）
政治學者早就指出，經濟發展、政治改革及民主三者之間的關係。貿易增長及經濟融合，給社會帶來新的技術，增加各種交流，並傳播民主思想，結果是直接促進公民和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化可制衡政府權力，為公民社會創造空間。貿易帶動經濟快速成長，從而產生經濟獨立、政治醒覺的中產階級，間接提升政治自由。
布殊總統在前年四月的一次演說中，促請國會授予他促進貿易的權力。他斷言：「凡是對外開放商貿的社會，其內部的民主空間必然更大。」筆者相信，這些論斷具有充份的根據。
全球化已在帶領世界新潮流，而在這種潮流下，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亦會同時興起。過去三十年，國際間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交易量急增，要比產品輸出量多得多。就在此時期內，政治和公民自由散布全球。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智庫「自由之家」，每年按照民眾享有政治和公民自由的程度，對世界各國作出評級。屬於「自由」級的國家，政府由選民自由選舉出來，公民自由獲得充份保障；屬於「部份自由」級的國家，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只受到有限度的尊重；而屬於「不自由」級的國家，民眾的基本政治權利付諸厥如，基本的公民自由為政府所徹底否定。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與全球人口總數相比，「自由」級國家的人口，已由三成半升至四成四；而「不自由」級國家的人口，則由四成七降至三成半。
若把政治自由的評級和經濟自由（尤其是對外貿易的自由）的評級結合起來觀察，我們就會發現，推行自由經濟的開放國家，比經濟由政府控制的封閉國家，更有機會享有全面的政治和公民自由。
具體來說，被「自由之家」評為經濟開放程度最高的首二十五名國家中，有二十一國列為「自由」，而只有一國列為「不自由」。相比而言，在經濟開放程度最低的國家中，只有七國列為「自由」。
從這些囊括世界各國的數據中，可明白無誤地認識到，放手讓民眾從事國際貿易的政府，極難剝奪他們享有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最自然不過的推斷是，將民眾「保護」在國際貿易的關稅等壁壘之後，就很易剝奪其政治和公民自由。
我們考察了不少國家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趨勢，見到政府若增加貿易和全球化開放程度，政治和公民自由程度亦常會提高。例如，南韓和台灣在二十年前均為一黨獨大之地，並無自由選舉和充份公民自由可言。但時至今日，由於經濟自由化、貿易改革，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大幅增長，兩地都有活躍的民主，龐大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享有充份的公民自由。兩地的反對黨皆擊敗長期統治的執政黨，取得了政權。
在中國大陸，貿易和政治改革亦互有關聯，因而在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極有希望激勵起民主和尊重人權的理念。經過二十年的改革和快速成長，中產階級人數得以增加，他們首次擁有房地產，能出國旅行，以及興辦企業而不受政府控制。過去十年，固網電話、手提電話和互聯網的使用者數量極速增長。中國於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為這潮流推波助瀾。
中國大陸民眾現今雖然只享有極少的公民自由，且完全享受不到政治自由，但無可否認，與毛澤東文革混亂時期相比，他們所受的壓迫還是少一些。在香港這塊自由貿易的土地上，市民去年舉行抗爭，令政府無法通過二十三條反顛覆法案。儘管北京不能容忍大陸民眾如此抗爭，中國的政治精英似乎領會到，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終將引致政治改革。
人的自由不可能清晰地割裂成幾個部份。因此，長期提高民眾在國際貿易方面的自由程度，亦會擴大他們在日常生活及非商業方面的自主，協助他們塑造及選擇一個保障基本權利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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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凱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貿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凱托的文章逢星期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