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六位著名思想家，十二月在《開放雜誌》呼籲把毛澤東遺體搬離天安門廣場，並提議興建博物館揭示毛的暴行，以作代替。
這篇大膽的言論令我有點吃驚。它有何「大膽」之處？毛已死了二十七年。況且他在生時，對中國造成巨大破壞及人命傷亡。民眾到今日仍起碼隱約記得，毛澤東時代是何等黑暗──自大成狂、殘酷迫害、各類荒唐的建設計劃、幾千萬人死於非命，令國民飽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心態侵蝕。
但我們仍然覺得，移走那屍體是「大膽」的提議，因為這似乎違反了我們對中國的固有看法。為甚麼會這樣？
這問題不是中國文化或政治所獨有。一般人對過往的慘痛經驗都難於面對及接受，因為害怕挑起傷痛或喚起對過世親友的回憶，甚至羞恥的感覺。從納粹集中營獲釋的猶太人，很多都羞於談及自身經歷。
對於那些有份參與暴行的人，「正視」歷史會帶來罪孽及贖罪的問題，亦難免要自省是否犯下彌天大罪。如果我投身於蘇聯共產制度、納粹第三帝國、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或毛澤東政權，之後發生大慘劇，那我是否無可救藥？堅持自己「基本上」沒有做錯，或最少沒有全錯，不是更好嗎？
我近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劫後文學」研習班。我和學生對那些正視毛澤東、史太林、希特拉、波爾布特、日本原爆、南非的種族隔離、勞旺達大屠殺等事例的文學作出比較。這些重大事件的細節有不少差異，但很多人羞於面對慘劇，是共通之處。這些民族都借助文學、博物館及紀念碑，從心靈創傷中尋求復元。
通常要過一段時間作為喘息，才會出現最翔實的報道。李維（PrimoLevi）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著作、索贊尼辛對蘇聯勞改營的描述、以及大江健三郎關於廣島的文章，都在事發後二、三十年寫成。
根據這標準，中國民眾是時候正視毛澤東了。要客觀地面對他的所作所為，然後完全擺脫他的影響。中國的作家仍未能做到這些。七十年代末期，「傷痕」文學是個好的開始，但因為漸漸寫得太深入而被打壓。之後，殘雪及余華那些荒謬派作家反映了毛澤東時代的兇暴，但他們為免遭受查禁，寫得極其隱晦。張賢亮的一系列小說，大量描述勞改營的情況，但欠缺李維或索贊尼辛那種詳細分析及感染力。
鄭義的《紅色紀念碑》，全力記錄毛澤東時代最醜惡的事情。他描述廣西在六八年夏季由政治引發的人吃人事件，就是要令同胞面對最壞的惡行。《紅色紀念碑》在中國被禁，在海外亦備受爭議。很多華人質疑這書應否刊行，擔心它會令外國人對中國人留下壞印象，覺得家醜不應外揚。
中國的當權派也是這樣想。作為毛澤東的繼承者，毛依然間接是他們的權力基礎。毛創造了人民共和國，倘若把他揚棄，他們不知道會否失掉江山。所以中國的博物館都歌頌五十年代以前的革命事迹，接着就是七十年代後期的迅速崛起，中間的歲月卻是一片空白，不承認、也不否認毛派暴行。毛主席依然「偉大」。西方的中國領事館在網頁提醒中國留學生：他是「我們的文明」。
毛澤東時代好像有巨大抗力，不斷妨礙中國百姓正視駭人真相。原因很多：政治壓力、民族尊嚴、積非成是和心靈創傷。因此毛死後差不多三十年，依然箝制着中國。
《開放雜誌》那群作者提議走出這樊籠。他們要擺脫毛主席，把中國從他的枷鎖徹底釋放。這樸實的主張看似「大膽」，不是沒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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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 林培瑞（Perry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