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明
先說一個笑話。美國在九．一一後，急欲改善自己在中東回教國家的形象，於是到紐約的廣告公關界找猛人做副國務卿，專責處理公共外交及事務。誰料此路不通，阿拉伯人仇美如昔，負責人掛冠而去。剛接手的是國務院前發言人MargaretTutwiler，她日前在國會承認，美國形象的而且確大有問題。
有議員說：「要扭轉乾坤，看來非請KarenElliottHouse出馬不可！」
另一位議員說：「乾脆解散這部門，改由《華爾街日報》做算了，又可以省回一大筆，減少財赤。」
笑話這樣貶《華爾街日報》（TheWallStreetJournal）為美國政府喉舌，當然不公道。但如果全世界有更多人閱讀這份有一百一十五年歷史的報章，細心玩味它評論版的精神：「自由的市場，自由的人民」（freemarkets,freepeople），我相信反美浪潮必定銳減。
至於笑話中議員要她出馬的人物，中文名字叫賀開宇，她是WSJ的出版人，也是母公司道瓊斯的高級副總裁。
賀開宇上星期訪港，在香港總商會及美國商會合辦的午餐會上，說布殊總統具備成功領袖的條件（先有一套核心價值、有勇氣去堅持，並接受不公平的批評），說美國攻打伊拉克是正確、說美國該維持龐大軍費、說英國廣播公司的問題在於是國營而非私營等，在在顯示WSJ的鮮明立場。
很多人以為，WSJ保守而親共和黨，賀開宇不以為然。她告訴我，保守一般是指支持現狀，但WSJ的精神樂觀進取，絕不守舊，而且不像別的報章在競選期間會公開支持某候選人。我記得一個統計，《紐約時報》在過去幾十年來，每次總統大選都是支持民主黨的。
賀開宇告訴我：「我們有一套恒久的哲學，認為自由市場是在全世界創造和平與繁榮的最佳方法。這就是我們鼓吹的。誰贊成這一套的，我們就支持他們；誰反對這一套，我們就反對他們。」
為WSJ這一套看法發揮光大的，是剛去世兩個月的白德理（RobertL.Bartley）。他執掌社評版三十年，深信社會只要奉行WSJ的哲學「自由的市場，自由的人民」，理性就會得勝、進展就會出現，問題就會解決。白德理在○二年底最後一次以總編輯身份寫專欄，最後一句話是：「從事新聞工作而言，我最自豪的誇耀就是，我負責的是美國唯一一個可以促銷報章的社評版。」
賀開宇告訴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原本不喜歡白德理，因為白德理抨擊基辛格想與蘇俄談判裁軍，但基辛格後來非常欣賞白德理。
賀開宇說：「白德理強而有力推行他一套，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但他的想法一貫，一向主張減稅、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政府少干預，所有都跟WSJ的哲學相符：市場是最佳良藥。」
白德理有強烈的主張，曾否跟報社管理層有衝突？賀開宇回憶起一件小事作回應。時為一九七八年，中國開始開放，WSJ當時的出版人宴請到訪的中國代表團，但當天的WSJ社論，剛好以「赤色中國」來形容北京，出版人一點也沒有不高興。
賀開宇說，WSJ深信編輯獨立自由，讓編輯部自由做事，總編輯就負責身體力行報社的哲學。她說：「未經考驗，你未算真正有原則。如果通不過考驗，你就沒有原則。」她提醒我，《亞洲華爾街日報》曾在新加坡碰釘，但報社堅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不妥協。
報章報道一些負面消息，又月旦人事，總會得失人，也可能蒙受商業損失（如商家抽廣告）。WSJ也不例外，賀開宇也記不起有多少廣告商抽稿，但報章的信譽才是最根本的。她說：「讀者看WSJ，是因為他們相信我們報道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堅守高標準。當然，如果你出了錯，就必須更正和道歉，但如果你沒有錯，那沒有辦法。」
賀開宇跟我談話時，一直保持專業冷靜和嚴肅的語調，但談到新聞自由時，這位由記者、編輯出身一路扶搖直上的出版人，也略帶一點激動地說：「我自七四年起在WSJ三十年了，最美妙的是，從沒有人要我妥協。這其實是本應如此的事，但我想不是所有新聞工作者做事的地方皆如此。」
有多少人因為WSJ的社評版而買報紙可能不易計算，但WSJ每天逾二百萬份的銷路，肯定是美國全國性的大報。就以《紐約時報》來作比較，《時報》的銷量雖然也有一百一十萬份，但三分二的讀者都集中在東岸，比WSJ全國分布平均些差得遠。
我數年前訪問過道瓊斯的另一位高級副總裁郭樂富（L.GordonCrovitz），他對我說：「我們自己有個笑話，道瓊斯刊物的社評版，在很多地方都被視為激進，但在香港就變成溫和與主流。」香港暫且不說，我認為WSJ在美國也成主流。為何有此一說？就看看以自由派重鎮自居的《時報》吧，它最近邀請了新保守主義《旗幟週刊》（TheWeeklyStandard）的資深編輯DavidBrooks加盟社評版做專欄作家，順應市場也。另外，英國Pearson集團旗下的《金融時報》和有股份的《經濟學人》雜誌，在攻打伊拉克等問題上都算親美；無獨有偶，這兩份報刊都在力爭美國市場。市場的威力於此可見一斑。
WSJ一向跟香港有緣，大家的自由市場信念相若。WSJ跟「傳統基金會」每年評定的經濟自由指標，香港連續十年奪冠。我一向都對此指標有保留，香港縱使還很自由，但特區政府大體上已背離自由市場原則，有形之手日漸活躍，真的不配做全球最自由之都。
我向賀開宇提出這點，她答今年WSJ的社評其實也有表示，指標沒有包括政治自由在內，否則香港分數必然大跌。她說：「要保持經濟自由，必須要有政治自由。如果政治自由受挫，經濟自由也將不保。」另外，她又指出，指標是比較各地的目前情況，不是比較某一地方昨日和今天的情況。以此作準，香港仍是第一。
WSJ社評版近年開始更着重，自由必須在法治和道德價值之下才能持久。我認為，WSJ下年度再跟「傳統基金會」審視各地自由狀況時，應該把法治和道德這兩個元素包括在內，這才能較真實反映狀況。
賀開宇在演講和訪問中都沒有多談香港，但她提及華府的確關注香港的情況，也有些憂慮，怕北京會錯估形勢。
對香港的忠告，賀開宇還是那一句：「遵從WSJ的精神──『自由的市場，自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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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本報論壇版主編、公共事務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