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永輝
二○○三年，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十一萬億元，以滙率價計算，人均GDP約為一千美元，基本實現了國家在四分之一世紀前給予人的許諾。然而，與使用「一個國家的青春夢想」形容神舟五號上天不同，圍繞人均GDP一千美元這個脫貧指標，國內傳媒都瀰漫着一片不安的情緒。
的確，在經歷一場近一百五十年以來最成功的物質變革後，中國無論在人均消費品或綜合國力上都得到極大的進步。
這不僅表示在前瞻的路途上中國正懷抱着極大的激情進入私人汽車消費時代，還表示在回顧的經歷中，以比較充裕的國庫，逐一啟動九七扶貧攻堅計劃、西藏工作會議、三北生態防護林、西部大開發等國家項目，直接面對困擾一個民族國家多時的貧困、少數民族不穩定、生態惡化、區域差異等問題。這種路向在一九九二年發表的《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中已有明確的構想。
然而，一切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計劃，都是建基於持續的全球一體化進程的構想。藉着全球人流、物流、訊息流和金融流的加速，將中國捲進全球市場中，同時也使得中國的豐富人力資源要素稟賦面向更多的買方。正是這個全球分工的過程，使中國的地方級政府直接參與「無國界經濟體系」的建立。一方面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激活了它的自公元一○○○年已經開啟的「小資本主義方式」。
中國在二○○二年成為首位吸引外資國家的出現，標榜着這一模式的成熟。同時，也凸顯這種模式的不足。首先，由於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經濟發展，並非建基於生產力革命，而只是生產資料進入世界市場的副產品。它的經濟繁榮只是借用全球資金支撐的繁榮，是一種借來的繁榮，本身並無一種發展的確定性。其次，以農村改革為載體的中國經濟發展面對相當的局限性，顯而易見的就是它缺乏一種中心場所效益，只能推動低水平的重複發展，互利於產業升級。
鑑於南美洲或東南亞很多國家在跨過人均GDP一千美元這個門檻之後徘徊不前的事實，也鑑於中國經濟改革農村淵源的特點，中國傳媒有理由對達到一個國家建設階段的夢想後表現得憂心忡忡，因為成功可以在一夕之間失去。
首先，當中國的生產成本變得昂貴的時候，外資撤走將使近年來的繁榮成為泡沫。第二，當人對政府的期望只是建基於對物質生活的不斷提出要求時，政府的統治威權將進一步被削弱。第三，經濟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形成社會利益集團，社會矛盾將更多是人為的，並擴散至社會每個階層。
近來倡議的CEPA的意義也許就在這裏，它不在於香港往內地輸出多少瓶枇杷膏，也不在於全國各地商場設立多少個香港貨專櫃，而在於香港示範一種制度創新的可能性。中港兩地可以跨越此前單純在資金或建設模式上的合作，直接進行一種制度上的融合，這種融合提供給中國戰勝其自身發展模式弱點的制度保證。
香港模式指示一種不同的路向。首先，香港沒有一個廣大的農村腹地，它沒有城鄉差異的情意結，可以直接訴之於城市邏輯。中國的例如是長三角或珠三角的區域發展模式，固然有着農村支持城市建設的意義，但它的多中心化也妨礙了首位城市的中心作用。其次，由於以全球化擴張為依託，香港的城市邏輯同時也是世界城市邏輯。它保留了中心城市作為人流、物流、訊息流和資金流的集散地的作用，使經濟增長脫離現行區域性的思維，形成面向全球服務的集約化活動。
對於以服務業佔主導的香港經濟體系來說，它的會計、法律、金融等制度不僅互相滲透；同時，傳媒發達，已經達到一種所謂「所有人參與監管」的地步。今天，無論我們聽到國資委的改革，抑或國內地產商巨頭呼籲中港軟件合作時代的來臨，只不過是反映達到人均GDP一千美元後，無論是政府執政抑或是企業自我更新，人都會提出更高的要求。當香港專業人士的資格得到對等互認後，可以預見這個融合的進程將會變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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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在國內工作的香港專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