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制發展之爭，經中國「護法」蕭蔚雲在香港的一場揮動龍頭枴杖的表演，親中陣營肆意曲詞辯解，一點也沒有「真理愈辯愈明」，而是「歪理愈辯愈亂」。
基本法大量條文都粗糙而曖昧，偏偏容許二○○七年普選特首的附件條文卻立義清晰：「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會議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二○○七年以後」就是包括二○○七年，一點也沒有疑問。親中輿論只有挖空心思鑽動其他字眼的模糊處，例如：「如需修改」與否，應由中國政府來決定，而不是由香港民意或特區政府來決定。又例如：「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必須是「實質的批准」，但連行政長官都同意了的事，如果「中央」信任香港，人大常委會該不批准嗎？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是葉公好龍，基本法的條文，連篇累牘，重重枷鎖，字字陷阱，雖則句句墨瀋，卻又處處空白，無不充滿中國帝皇對臣子奴民的一個「疑」字。
基本法是一部以「猜疑」字為主導，以「控制」為主題，以主觀情緒意志為經，以鄧小平時代老人政治、「小農政權的世界觀」為緯的三流「法律」文件（如果稱得上是「法律」的話），由於重大的先天缺陷，中國收回香港六年，圍繞基本法條文的紛爭不絕，庸人自擾，窩裏消耗，實是正常之極。
基本法最致命的弊端，是充滿人治語言。例如，本來難得出現一個實際的字眼，像「二○○七年以後」，卻另伴隨另一個抽象的名詞，如「循序漸進原則」，以西方文明社會的法治語言，「二○○七年」是明確的年期，「循序漸進」是模糊的概念，欲彰法治，則必須以明確的字眼定義為本。
但中國有另一套獨特的「輸打贏要」的潑皮撒賴方式。不承認「二○○七年」的清晰年期，卻隨心所欲定義「循序漸進」，以意代詞，以「精神」代條文，萬一香港民意對「循序漸進」另有強大共識，則中方還祭出已經死亡的鄧小平生前的「指示」；「治港者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查遍基本法全文，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沒有「愛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講道理，最後辯不過來，只有把死人請出來，用鄧小平的一句話，凌駕於基本法。如果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則就算二○四七年普選，也還不一定選出所謂「愛國者」。難怪專責法政的中國前人大委員長彭真，活了一輩子，留下了一句名言：「是黨大還是法大，我也說不上來」。「黨」大於法，而當這個「黨」由一人獨裁控制，亦即「人」大於「黨」。中國所說的「法治」，古往今來，永遠是「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綠林幫會的天下觀。
由小農社會的幫會意識主導的基本法，乃通篇漏洞。再順手拈來，基本法第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以中國式的黑白二分法思維，中方把「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視為不相干的兩條路。但今天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也有失業綜援、老人福利、勞工醫療津貼等「社會主義政策」，連世界第一流的社會學家，也不敢定義何謂純粹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政策。碰到這一條，有人指董建華的「八萬五」是社會主義政策。危害資本主義制度，申訴到人大常委會，香港既然是一部難懂的書，何謂資本主義，此一條文，該如何「護法」。蕭蔚雲之流豈有資格解釋？
中方當年草撰基本法，目的當然不全是為了欺騙港人，如基本法的第四條，禁止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鑑於自身的失敗經驗，不想香港重蹈覆轍，應是出於好意，但出於三千年的思維局限，今天的胡錦濤甫上台還強調他統治的黨組織和政府「回歸憲法」，不是有法不依的歷史慣性，就是法例語文不求科學，隨意模糊。如大清律例有一條，禁止民間抗議；「抗糧聚眾、或罷考、罷市至四五十人，為首者斬立決。」罷市至「四五十人」，是四十人還是五十人呢？是至少四十人，還是雖有三十九人，也按「四捨五入」的「算術原則」而把示威領袖斬決呢？
基本法的「精神」也是「罷市至四五十人，為首者斬立決」的「四五十人」的「差不多先生精神」。是四十還是五十，是模糊地帶，但「黨大還是法大」，彭真在裝糊塗，蕭蔚雲知道答案，他其實也毫不糊塗。
（圖）中國「護法」蕭蔚雲在港的一場表演，令歪理愈辯愈亂。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