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希望董班子「行政主導」，但六年來，沒有行政主導，只有「行政六神無主」、「行政不能人道」。
其中一個原因，是特區班子搞太多的「諮詢」。大學合併，局長提出了主意，要諮詢。賭足球合法化，局長想為政府多賺點收入，也要諮詢。中央屠宰要諮詢，政制改革也要諮詢。連財政預算案，也由司長親自錄一段親民獨白：「請市民提供意見，你嘅意見好重要」，也一樣要「諮詢」。
不但理財、醫療、教育要諮詢，把持香港的大方向，也要「諮詢」。董特首六年前搞了一個「香港長遠策略發展委員會」，邀請了十多個國際級的行政總裁來特區開會，為特區的「長遠發展」，也「提供意見」，但可惜國際大亨不太賞臉，國際商界領袖日理萬機，今天飛華盛頓見格林斯潘，後天飛倫敦與貝理雅午宴，小小一個特區，誰有功夫理你？去年十一月的一次會議，只有六個到會，敷衍敷衍，打個哈哈，「諮詢」有多少收穫，董班子不敢再宣傳，越來越難為情。
特府的「諮詢」，模仿自殖民地政府。但殖民地的港督，從葛量洪到彭定康，全是有主見的人物。他們對於香港的發展，早有一套行得通的方略，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之後，殖民地政府喜歡諮詢民意，不是要由「民意」牽着自己的鼻子，而是做一下恣態，探一下民間的水溫，在「諮詢」期有一個表現親和力的機會。
布殊減稅，要不要先諮詢呢？國防部長拉姆斯菲打伊拉克，要不要先諮詢呢？重大的決策，從來不必諮詢，因為一切操之在我。強勢領袖，一定是一個「有我」的人物，一個虛弱的政府，對世界沒有洞見，人生缺乏閱歷，只是一個「無我」的政權。
文學和藝術創作，有「有我」之境，也有「無我」之界，兩者都引人入勝。管理一個社會，邱吉爾的英國「有我」，李光耀的新加坡也「有我」；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有我」，江澤民的中國「無我」，今天的胡溫，在掙扎着建立「有我」，但董建華的政府六年來卻一直「無我」。
因為無我，民生才要「諮詢」，讓「民意」來教他怎樣管治，於是形成「民粹社會」；因為無我，政制民主也要俯聽上意，讓蕭蔚雲直接對抗香港人，又形成獨裁。特區政府像一道「活烹鯉魚」，炸熟了上半身，下半身卻在跳動着，香港怎不成一幅亂世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