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蔚雲說「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最終」，當年的想法「可以是二○四幾年，也可以是二○三幾年，但絕不是二○○七年那麼快。」看來蕭蔚雲搞錯了，當年確談過屆時有普選，但那是指社會主義祖國。
一九八七年四月，鄧小平見香港草委時解釋「一國兩制」時說，「大陸在一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即是到二○三幾或四幾，連國內也可普選，何況香港！
蕭蔚雲將「最終」說成是「終結的時間」，因而普選有待終點的二○四七年或接近二○四七年，這樣的理解不正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六十八條的句式是「最終達致……普選產生的目標。」「最終」明顯是指「目標」，而不是時間上的「最後」，再翻看英文版，「最終」是緊貼「目標」的，寫成「Ultimateaim」，因此普選不應要等到天荒地老，而《基本法》也不是劉伯溫的預言「燒餅歌」，解釋時可以隨意發揮。
選舉權本是生而有之的政治權利，遲一天行普選，權利便多一天被侵奪，即使○七、○八年有普選，此基本權利也要多剝奪千多日，這已是拖無可拖的底線，若再推遲三、四十年，「重成世界」！
假如今天中央承諾二○三幾可以普選，大家也不要信，到時或有個專責小組走出來，說要研究一番，因為《基本法》第五條只承諾五十年不變，卻沒說二○四七年後怎打算，到二○三○年代，為使投資者放心，便要研究二○四七年後的政制，為了要與二○四七年後的政制銜接，二○三幾年的普選自然要按下不行！誰敢保證如此鬧劇不可能發生？回歸前中方不容民主，因為先要還政於中，才可還政於民，現在卻說回歸已經還政於民！真的欲阻民主，何患無辭！難道一國兩制就是幾十年的一味研究，但結論總是無普選？
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是一個政制的主要組成部份，一國兩制在這方面用上時間表方案，總說政制在發展中，如行雲流水，漂泊不定，普選則始終是「目標」而已，可望而不可即，（因為一旦棄用時間表，便可能敗露永無普選）如此一國兩制，如何向台灣表明和平統一的誠意？立法機關自一九八五年引入選舉成份，一九九一年有普選成份，到二○○八年已循序漸進了二十多年，世上哪有如此高度緩慢的政制發展呢？如此「漸進」還不夠「漸」，硬要推遲普選，那就是昧於「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香港逆世界潮流而行，談何發展？更遑論騰飛躍起。
談到實行民主的條件，溫總理說人民質素不夠，上述指鄧小平表示中國要廿一世紀中才有普選，同樣是基於「人民的文化質素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至於香港人的質素，相反比起大多數已實行普選國家的人民質素，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倘二○三幾年才有普選，何來一國兩制可言？難道一國兩制是硬要拖慢香港發展來達成嗎？這對台灣同胞何來示範作用？
一九八八年至八九年的《基本法》諮詢期間，主要的政制方案中，最保守的可算是工商界的諮委方案，他們建議當立法會選舉有50%選民投票時，立法會和行政長官便實行全面普選，因為此投票率顯示選民政治意識成熟，政治興趣濃厚，可行普選，但反對意見則認為，50%的投票率訂得太高。
在一九九八年的立法會地區直選中，投票率已達53%，這在在顯示即使以當年非常保守的建議，到○七、○八年也早應有普選了。這更凸顯了護法近日言論甚具挑釁性，好像想香港人「發爛渣」將局面弄僵，讓中央可找個藉口「反面」，但香港人還是這樣的「沉着」和「堅持」，決不反枱與中央「硬碰」，予人開明形象的中國新領導層，何來藉口再拖延普選呢？二十多年來，千方百計阻民主，老調重彈似曾相識，為何「最終」還是不肯相信民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