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經濟學院前院長 RalfDahrendorf
哲學家波柏（KarlPopper）曾對民主作出一個理據頗為充份的精確定義：民主是以不流血方式驅趕當權者下台的手段。波柏顯然相信選票的力量。波柏的定義避開了有關「民治」（ruleofthepeople）及此理想是否能實現的理論爭議，也免得我們在民主的定義中擠進各種各樣的目標：包括形式及實質上的平等、民主化過程的一般化理論，或甚至公民政治參與的義務等等。
然而，很多國家的經驗都引發出這個定義無法解答的問題：假如落選的是民主黨派，而上台執政的是不相信民主的政團，那又如何？換句話說，假如選出「不該」當選的人，那又如何？
類似的例子可不少。近年來，歐洲很多政見極端、聲名狼藉的政黨和政客紛紛冒起，包括奧地利的J.Haider、瑞士的C.Blocher、意大利的U.Bossi和法國的勒龐等等，還可以一直數下去。這些黨派獲選，小則使組成一個負責任政府的過程困難重重，大則預示了活躍的極端政團有能力勝出大選，把持政權。
在全球很多地區，這種轉變已經出現，或正逐漸成形。近年有兩類事例尤其引人注目。首先，在東歐及東南歐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很多前任共幹以新政團名義當選，重返政壇。塞爾維亞的例子則更為極端，該國很多等候到海牙戰爭法庭出席審訊的疑犯，竟然高票當選。此外是伊拉克問題：美國雖渴望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權，但若這些飽受苦難的人民選出一個篤信原教旨主義的政府，那又如何？
參考這些事例，毋須細想就可以得出清楚的結論：民主不單單是選舉。其實，以往的民主理論家也曾提出多項元素。例如穆勒（J.S.Mill）曾指「民族性」──即一個國家疆界內關係緊密的族群──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
穆勒又指出，民主的另一個條件是公民有能力及意願作出成熟的選擇，現在我們已不再視此為必然。即使在穆勒著書討論代議政府的年代，這種公民大概也只是佔少數。
現代的民主政治必須「不僅是選舉」──但增加甚麼因素呢？例如可制訂一些技術性措施，包括禁制公然反民主或紀錄不良的黨派和候選人。
在戰後德國，這種措施能夠起作用，但有其特殊環境，因為民眾對納粹的慘痛教訓仍記憶猶新，而極端政團又相對勢孤力弱。土耳其的事例似乎更有指標意義。該國法院強迫解散了宣揚伊斯蘭思想的「福利黨」；若有關黨員以其他名義出選，也須遵守嚴格的規定。
可是，這類措施也有問題，例如候選人資格由誰裁決？怎樣執行？假如一個反民主政黨獲得強大民意支持，這種禁制會否引發暴力衝突？
故此，目前很多歐洲國家仍沒有禁制這類組織。准許其參選而希望其落敗，也許是更佳的策略，但也有風險。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拉初掌德國政權時，幾乎絕大多數的民主黨派都這樣想：「由他去吧！民眾很快會擦亮眼睛清楚他的底細，更知道他沒有作為！」只可惜時間是相對的概念。所謂「很快」，結果是十二年統治，包括一場兇殘的大戰和發動種族屠殺。
珍惜自由秩序的公民，必須以行動捍衞此價值。但還有另一個更重要、更值得捍衞的元素──法治。
法治並不等於民主，兩者也沒有互為因果的必然關係。在法治的社會，制訂法律的不是最高權威而是公民，而無論執政黨、在野黨還是權力遊戲以外的民眾，都毫不例外一律應受法律約束。
法治是土耳其現時最令人另眼相看的表現，而聯合國駐波斯尼亞首席代表艾斯當，也很確當地將法治列為首要工作目標。法治必須捍衞，一些暫時擱置法例的所謂「授權法」，常常是獨裁者的第一把劍。不過，以法律破壞法治，總比以普選衝擊民主來得困難。
因此所謂「不僅是選舉」，必須是民主和法治的結合。現在我更認為（這說法可能冒犯我那些民主信眾朋友），對於那些剛由獨裁過渡至憲政的國家來說，法治甚至比民主更重要。持正獨立的法官，往往比高票當選的政治人物更有影響力。兩者俱備而又加以謹慎護持的國家，實在無比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