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七一大遊行以後，特區政府一切以振興經濟為大前提，希望能夠放下政治爭拗和政制檢討，避免民主派人士繼續在政治上取得優勢。今年的施政報告甚至提到中央政府直接干預政制檢討，目的是要進一步拖慢政改步伐。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林本利
但即使經濟從谷底強勁反彈，樓價和股價顯著回升，仍然難以遏抑市民對普選的訴求。區議會選舉的高投票率，以及元旦十萬人遊行，都顯示港人並非純粹「經濟人」，知道最能夠維護自身利益的，始終是透過政治參與。
中央和特區政府以為在經濟上給予港人一些甜頭，便可以轉移視線，令港人不再熱衷於政治參與，可以繼續「欽點」特首和控制選舉結果。
但經過六年多的慘痛經歷，港人深深體會到小圈子選舉所帶來的禍害。就連有份參與小圈子選舉的八百人，當中七百多人提名董建華連任，相信絕大部份現在都是反對他的。
最諷刺的是即使董建華覺得繼續當特首「並不簡單」，有意退位讓賢，除了以「保外就醫」為理由外，現有制度並沒有賜予他一道體面的「下台階」。
事實上，經濟和政治根本是無法分割的連體嬰，兩者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政府又如何說服市民放棄應有的政治參與權利，去換取經濟上的一點好處呢？不論是殖民地時期，抑或是特區年代，政治權利本來就是用作分配經濟利益。我們看看回歸前的英資大行，再看看回歸後的個別大財團，特別是百年老店香港電訊的命運，便清楚顯示政治環境轉變對經濟利益的影響。
早期的經濟學論著，不少是以「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作書名或題目，強調政府政策對國家經濟表現、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影響。政府可以透過貿易限制去累積儲備；又可以藉着管制、稅收和補貼政策，影響各行各業的供需，達到重新分配財富和收入的目的。
即使香港被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政府的有形之手同樣伸展至各行各業，政府干預可說無處不在。現時政府的公共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近四分之一，擁有龐大公務員隊伍，在房屋、醫療和教育方面給予大額補貼。
在私人市場上，政府政策亦影響到各行各業，不但公用事業受到政府監管，就連金融、物流、旅遊和地產等重要經濟支柱，也要看政府的聯滙政策、貨櫃碼頭發展計劃、入境政策和土地政策。即使面對國際市場競爭的製造業和其他服務業，亦受到政府配額制度和CEPA等政策所左右。
近月當要求普選的聲音不斷壯大的時候，一些商人便走出來反對普選，明顯是擔心普選會影響到他們的既有利益。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增加中產階層人士參政的機會，希望能夠改變特區政府偏袒大財團、剝削中產階層利益的形象。
董建華以為香港社會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一如在六七暴動後，政府只要加強地區民政及政策諮詢工作，便可以平息市民、特別是中層階層的怨氣。須知道經過二十多年的代議政制發展，市民已不會滿足於只停留在提供意見階段。他們都知道特首委任的諮詢組織主要成員，大部份是他的友好；而到最後作出決定時，往往只重視小部份既得利益者的意見。政府的諮詢組織架構，早已失去公信力。
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若以為透過提供經濟利益和增加中產人士參政機會，便可以拖慢政改的步伐，恐怕最終又犯了對形勢判斷失準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