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伯說：「中央在政制是有一個決定權，這是法律」。曾蔭權說，香港人可以不理會《基本法》條款，自行就政制檢討諮詢，但這樣風險很大，方案最終可能得不到中央人大同意，他認為既然《基本法》附件一早已列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要經人大常委批准，政改方案最終都有「關卡」要過，倒不如與中央一早談出有關條款的共識。
現在我們談的政制檢討分兩部份，一部份是○七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另一部份是○八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基本法》附件二提及二○○七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備案」的意思很清楚，即人大常委對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等等的改變，並無決定權。正如中國將《中英聯合聲明》拿到聯合國「備案」一樣，聯合國既無權亦無義務舉行會議對《中英聯合聲明》進行投票決定。
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有關條文指「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批准」就意味有決定權了。
因此，根據《基本法》，現在泛指政制檢討的兩部份，只是其中一部份，即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這部份，中央有決定權，而不是董伯與曾蔭權所說的中央都有決定權，都可以設關卡。這是必須明確的。政制專責小組與中央就政制檢討的商討及尋求共識，也應清楚表示，只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尋求共識。至於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變，所需的是「行政長官同意」，除非認定行政長官代表中央，是中央的傀儡，否則就不必就立法會產生辦法與中央商討。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改變，既然最終要中央批准，即中央最終有決定權，那麼中央若不同意香港特區所作的修改，屆時「不批准」不就行了嗎？為甚麼在香港正要展開政制檢討諮詢之前，就急急下令特區政府要先就政制發展問題與中央政府充份商討，「然後才確定有關工作安排」呢？答案非常清楚，就是中央政府認識到，倘若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已獲香港立法會三分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就很難不同意，而人大常委也很難不批准。若屆時行政長官不同意、人大常委不批准，造成對香港社會與國際社會的震撼實非同小可。因此，為免屆時中央要被迫批准它不願見到的方案，就要搶在香港進行政制檢討諮詢之前，先要特區政府與中央商討。
何以特區政府不能一面與中央商討，另一面同時就政制檢討在香港市民中展開諮詢工作呢？答案也非常清楚，就是中央和董政權都知道，倘若在香港進行的是「真諮詢」而不是像廿三條立法那樣扭曲民意的諮詢，那麼香港早已有多次民調表明：有七、八成人支持普選，這與中央意向肯定大相逕庭。蕭蔚雲不是為「循序漸進」作解釋了嗎？九七年四百人選特首，○二年八百人選特首，第三屆怎能一下子就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了呢？這不是「循序漸進」。
因此，與中央商討沒有時間表，何時開始在香港諮詢也沒有時間表，中央和董政權的盤算是，盡可能拖延，直到香港市民不再在意普選這件事，才會談出一個市民能接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