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說宣傳自由與民主的《自由中國》雜誌是胡適命名的。一九四九年《自由中國》在台灣創刊的時候胡適人在美國，掛了發行人名義。一九五一年《自由中國》的一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激怒台灣當局，胡適寫信辭去發行人名義：「有人說《自由中國》和統治權力一有衝突，胡適就要擺脫《自由中國》了，以免受到牽連。既抗議了，又擺脫了，一箭雙雕」。
一九五二年，胡適在台灣公開演講歌頌雷震為民主自由而奮鬥，台灣的人應該給雷震立個銅像，全場鼓掌。一九五八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雷震跟胡適談籌組新黨的事，要求胡適做新黨領袖，胡適不答應，只說他可在旁協助，可做黨員。一九六○年九月雷震涉嫌叛亂被捕，軍法審判，雜誌被封；當時胡適在美國開會，美聯社、合眾社問他對雷案看法，胡適說雷案應由法院審理，不應由軍法審判：「他避重就輕，不談原則，只談枝節」。同年十月三日雷案只開了八個多鐘頭的庭，八日宣判總共三十年的徒刑，胡適日記這樣寫：「九日國外見報，十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普林斯頓大學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聶華苓這篇文章跟聶華苓所有文章一樣乾淨一樣利索，不一樣的是這份乾淨和利索鋪設起來的那份不平之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台灣的大學讀過書的人都會敬重胡適這個人：有的敬重他著作裏的學問，有的敬重他講台上的風采。這樣一個聰明裏帶着世故、謹慎裏帶着誠摯的大學問家總是深沉而不容易理解的。在台北一個偶然的機緣瞻仰胡適講學，我的感覺跟張愛玲在美國初會胡適的感覺也許有點一樣：歷史的絕響伴着跫然的足音，又遙遠又親切。八十年代余英時先生寄給我發表的幾篇評論胡適思想的文章，不斷誘發我的興趣，吸引我更想探究胡適這個人。這四十年裏，傾聽為胡適發出的掌聲和私語之際，始終摸不清楚的是胡適在《自由中國》雷震案裏的心思和舉措。新一期《讀書》雜誌聶華苓的＜雷震與胡適＞終於在幽谷裏點亮一窗燈火。
聶華苓說，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胡適回台灣的路上，毛子水奉命到東京接他，叮囑他不要多講話。胡適抵台當晚對記者說《自由中國》停刊不失為「光榮的下場」。他說他主張給雷震造銅像，不料換來的是十年坐監，「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聶華苓說胡適對雷震是在鄉愿和真情之間回蕩：他給獄中的雷震寫過兩首新詩，還抄錄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替他祝壽。
每個星期五可以探監一次，聶華苓他們一到星期五就盼望胡適去看看雷震。胡適沒有去。聶華苓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忍不住去看胡適：「他招待了我們一頓點心，一點幽默，一臉微笑。」聶華苓說。不久雷案復判，維持原判，胡適對記者說了六個字：「太失望，太失望」。記者提到他沒去探監，他說：「雷震會知道我很想念他。」那天，胡適在書房獨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悶的」，聶華苓說。
（圖）李研山一九四七年水仙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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