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三月，台灣作家柏楊出獄不久，第一次離台是應香港電台的邀請來香港擔任「開卷有益」的頒獎嘉賓。筆者對柏楊心儀已久，也就趁那次他來港的機會給他做了一次訪問。訪問中他讓筆者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談到「愛國」，他說：「一些人常說：『我非常愛我的國家。』我說：『你不要再愛了，這個國家不能再愛了，再愛就愛死了。』」他又說：「中華民族……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用害這個民族的辦法來愛這個民族。」
當時，筆者對柏楊的這番話的領悟還不太深，經過多年的思考與見識，特別是回歸之後，中央領導人、董政權和「愛國陣營」的民建聯不斷用「愛國愛港」來挑動我們的神經，使筆者對「愛國」之害乃有更深體會。
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文化，強調的是「感性治國」。做皇帝要「愛民」，做老百姓要「忠君」，「忠君」其實也就是要「愛主上」。「愛」與「忠」，是一種感情，感情不可以量度，也不可以計算，更無法檢定。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的政府，繼承了這種「愛」的政治文化傳統，在大陸，一直強調愛國主義；在台灣，以前國民黨統治時強調「反共愛國」，現在則強調「愛台」。筆者年輕時，曾被愛國詩人魏巍的名言感動：「祖國呵，可見你是一切神聖美麗東西的總稱，你不能不讓人樂於為你而生，勇於為你而死，為了你而奮發前進！」在愛國熱情之下，「祖國」已不再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而是「一切神聖美麗東西的總稱」，遠超過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矣。
沉浸在愛國熱情之下的人民，等於給了執政者一張沒有寫日期也沒有寫銀碼因此可以任填數字的支票。執政者手上有了這張支票，自然可以予取予攜了。加上執政者本身也是愛國者，於是「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三十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理想都被填在這空白支票之上。大躍進，「寧要核子，不要褲子」都出現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
筆者上月中在《感性治國》一文中，談到西方從原來「將感情提升成為一種價值」的社會，經過文藝復興，在「感性傳統中注入了與之平衡的理性的精神」，由此西方世界才真正走向成熟。
甚麼是「理性精神」呢？理性就是可以數量化的東西。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生前最重要的見解，就是他發現中國政治文化中缺乏「數目字的管理」。不講數目字，只講「愛」、「忠」等感情，就是整個民族在政治文化上不成熟的表現。
理性的治國，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普選，就是數人頭。普選是多數取勝，普選而上任的執政者，與選舉他的民眾訂立的是合約關係，他接受「民命」有一定的期限，有清楚的權利與義務。因此，他所獲得的支票是有銀碼，也有使用日期的。講「愛國愛港」則是非理性的，「愛國愛港」人士都是用「害中國、害香港」的辦法來「愛中國、愛香港」。兩制之下，若香港實行普選，那就是交給當選者一張有銀碼、有日期的支票，只不過除選民蓋章之外，還要加一個中央的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