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配合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婚姻法》中列明了晚婚、晚育的條例。不過，條例沒訂出具體的罰則，結果地方政府在執行時，根據各自準則收取罰款，成為壓迫農民的苛法。
從鄉幹部搖身一變成為農民利益代言人的李昌平接受訪問時表示，八十年代農民見到村幹部，就像見到家人般親切。但九十年代後，各種罰款巧立名目，不要說農民，連他父母見到他這個村幹部，都會掉頭走人。他說，農村幹部的薪金來源，六成來自上級政府的撥款和合法的罰款，其餘則自己想辦法，也就是要千方百計處罰農民來創造收益。
擁經濟學碩士學位的李昌平，原在湖北監利擔任鄉幹部，但看到農民苦不堪言，在二○○○年初上書朱鎔基要求改革，結果引起朱鎔基關注，下令減免各項收費。情況雖改善，但一些村幹部為了收入仍會設法巧立名目罰款。
李昌平為農民出頭，卻影響其他鄉鎮幹部收入，使他備受壓力。兩年前，他憤而辭職，轉行當記者和編輯，也曾來港作訪問學者。最近加入樂施會擔任幹事，協助農民脫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