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解體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孰優孰劣這一意識形態之爭似已告一段落，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能善用資源，促進發展似已成為眾所接受的定論。事實卻不然。縱使反對在一國之內，例如前蘇聯，推行市場化改革的聲音微弱，但將市場機制向外延伸，即所謂「全球一體化」，卻招致很多個人及團體的強烈反對。
蕭滿章
如何解釋這弔詭現象？問題重心是現有的國際貿易體系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體系，很多反全球化分子看不過眼的現象，都是政府干預的結果。為保護本土生產者的個別利益，以交換其對政府的支持，政府一般都不顧國民的整體利益而採用種種貿易保護政策，並冠以堂皇的名號，例如「公平貿易」，以掩飾其保護小眾利益的事實。故此反全球化分子反對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體系，而是被政府干預嚴重扭曲了的國際貿易體系。
干預國際間貨物自由貿易的方法五花八門，例如某國欲減少進口，它可實施進口關稅提高入口貨品的價格，從而減低進口貨的競爭力，更為直接的辦法是透過配額限制進口貨的數量。政府亦可向貨物輸出國施壓，迫令出口國「自願」減少出口。在美日貿易摩擦甚烈的年代，美國便曾在一九八一年迫令日本透過「自願限制出口」減少對美輸出汽車。
有些國家也會給本地生產商提供補貼，協助其減低成本，增加競爭力。例子有透過國家操控的金融體系以低於市場利率水平向本國企業貸款。國家更可向本國生產商直接提供金錢上的援助。近期的例子有美國總統布殊於二○○二年五月簽訂的農業補助議案，估計該法案將為美國農民帶來約二千億美元補助。
無論以任何方式阻礙國際間的自由貿易，結果都只有一個：資源浪費。原因是這些干頂政策壓抑了市場運作，令各國不能依循市價發掘自己的優勢，從而不能將資源配置到最有價值的用途上。其成本可以是驚人的，試以美國對農民的補貼為例。二○○一年美國的棉花農民從政府所獲的補貼約四十億美元，比其總產值約三十五億美元更高。正是這些補貼令成本比國際棉價高兩倍的美國棉花能在國際市場生存，補貼政策在美國的代價最終當然要由納稅人和消費者承擔。此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又是甚麼呢？由於補貼人為地壓低生產棉花的成本，刺激美國的棉花生產，國際棉花價格相應下調。據諾獎經濟學得主史德格芝在其新作「九十年代的怒吼」指出，由這政策所引致的棉價下滑令非洲多個依賴棉花出口的低收入國家遭殃，這些國家因棉價低落而令其國民收入減少百分之一至二。諷刺的卻是損失比那些國家從美國所獲得的經濟援助更大。
另方面，毋庸置疑的是，在那所謂「公平」貿易的體系下，市場機制雖被壓抑，其僅存的創富功能仍不可小覷。以童工為例，國際間緊密的貿易往來一般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大量童工以廉價出賣勞力的根源，很多所謂「人權」團體均指摘資本家這種剝削兒童的「惡行」。實情是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在沒有外貿的環境下境況將更悲涼；由於家貧，父母一般沒錢送這些子女上學，這些兒童無所事事，最多只能在垃圾堆中搜尋有「價值」的廢物。這樣的所謂「生存尊嚴」代價很大。教育少加上沒有貿易帶來的創富機會，這些兒童將永遠在貧困中沉淪。
沒有政府干預的貿易，是提升發展中國家人民經濟生活條件的重要途徑，生活條件提高了，我們還會擔心父母不送子女上學嗎？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一份新近研究，以越南住戶調查數據為基礎，運用計量經濟學測算，發現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八年間，伴隨着住戶的經濟地位改善，童工數目亦相應減少。更重要的是在相對貧困的家庭中，經濟條件改善對減少童工的效用比起那些相對富裕的家庭更大。有論者指出要對那些容許童工的國家實施貿易制裁，這言論的謬誤明顯不過。
由此可見反全球化的團體及個人不斷要求各國政府對貿易實施限制，務求提高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待遇是找錯了對象，他們不了解正是政府的干預令自由貿易體系不能全面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功用。要撥亂反正，把自由貿易體系納入正途，他們應該做甚麼，明顯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