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後，香港很穩定的向下坡走，很穩定的向下坡走是一件很惱人的事，如無意外，將在若干年後徹底被「陰乾」，沒有甚麼可見的外在或內在因素可扭轉這境況，死氣沉沉。惟有一場轟轟烈烈的震動才能驅散這灰暗，但震動是沉重的、哀傷的，然後來了「沙士」。
「沙士」令我們重新認識了我們，香港人或先或後地伸出了手，將溫暖送給別人，亦接受別人送贈的溫暖，望着鏡子，我覺得香港人很了不起。然後我們更懂緊緊擁抱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價值觀起了變化，原來愛比錢重要得多，沒有甚麼是必然的，我們學懂了珍惜。
然後，張國榮走了，那天我致電身邊的好朋友，聽聽他們的聲音。
然後，幾十萬香港人走到街上，有些人或贊成甚麼，有些人或反對甚麼，更多的人或是想在同一天為香港做些甚麼，做到了。
然後，一切又像經過聖火洗禮一樣，開始長出茁壯的幼苗，生長從來都比枯萎好，感覺又綠起來，有了生氣。
2003年的3、4月期間，我很多時候留在家中，我想了很多，沒有甚麼特定題目，但是想了很多。我跟家人更靠近了，對朋友也少了目的，淡淡中似是看到了甚麼才是生命，也更熱愛生命。
小的外甥可能會記得，在2003年的春天，他們無端有了一個假期，在那個假期，舅舅經常跟他們踢足球，笑聲與汗水比任何一年都多。
2003年是你我生命中會記住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