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內基國際關係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裴敏欣
中國在過去二十五年中的外交大戰略一直是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中國的外交往往是「韜光養晦」有餘，「有所作為」不足。由於中國綜合國力的相對落後，北京在國際舞台上慣於保持低調。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務實和謹慎為其中心特徵，當然，這一政策總的來說是成功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避免捲入任何國際衝突，和主要大國保持了穩定的合作關係，從而使北京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國內經濟建設上。即使在應付複雜多變的美國對華戰略勢態時，中國領導人基本上是以避免衝突為中心，因此在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的十四年中相對成功地度過了數次中美關係中的重大危機（如六四事件、1996年3月的台灣海峽危機、1999年的貝爾格萊德炸館事件，和2001年4月的南海撞機）。
但在近幾年中，隨着中國實力劇增，「中國威脅論」盛行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國和日本）。中國的「韜光養晦」政策可以說已經走到了盡頭。如果不進行調整，這一戰略將無助於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從中國在2003年的外交行為來看，北京已經開始調整其外交政策中心。雖然中國仍繼續推行務實和謹慎的外交政策，但北京已變得更為主動地抓住戰略機會，「有所作為」。
當然，「有所作為」並不是說放棄「韜光養晦」。在2003年3月美國總統布殊下令入侵伊拉克時，中國就扮演了「韜光養晦」的角色。北京雖然在原則上反對美國未通過聯合國而採取的軍事行動，但沒有和主要的三個反戰大國（法、德、俄）站在一起。這樣，中美關係並沒有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受損傷。總的來看，中國在2003年的「有所作為」的外交包括三方面的內容。
第一，在維護中國周邊區域安全和穩定上起更主動和積極的作用，這在中國斡旋北韓核危機這一過程中尤其明顯。自從北韓在2002年10月就其核武器計劃和美國公開攤牌以來，中國竭力企圖通過外交途徑來化解該危機。在2003年中，中國對北韓軟硬兼施，同時勸說美國採取靈活的立場，總算四月份在北京進行了中美北韓三方會談，在這次會談不歡而散後，北京並不氣餒，又在八月底在北京為六方會談做東。儘管中國的外交努力尚無成果，但這已經給北京贏得了不少政治資本。除了北韓核危機外，中國在幫助穩定南亞局勢上亦有所貢獻。以前，北京的一貫立場是支持巴基斯坦抗衡印度。但近年中國的立場有所調整。據說今年北京在印巴之間的有限緩和中扮演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利用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東亞經濟整合的領袖。雖然這一政策在幾年前就端倪顯露（即中國和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區的協定），但今年中國經濟「南下」的勢態更明顯。在今年十月的曼谷亞太合作組織峯會期間，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打的經濟牌要比美國布殊總統打的反恐牌更受人歡迎。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今年訪問了東南亞兩次。一次是處理SARS危機，另一次是促進中國和東盟的關係。中國經濟的「南下」計劃顯然包括澳洲。胡錦濤十一月對澳大利亞的出訪把中澳的經濟合作推入了一個新階段。對中國來說，「南下」戰略既有經濟意義，又有戰略影響。經濟上，東南亞和澳洲是許多原材料（能源、礦石和木材）的產地，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外交上，東南亞對中國的崛起並不放心。因此，北京主動出擊，用開放市場和擴展貿易的具體行動來打消東南亞各國對中國的疑慮。
第三，進一步穩定中美關係，在台灣問題上打美國牌，在中國的所有雙邊關係中，中美關係無疑是所謂的「重中之重」，如果中美關係出問題，中國的整個外交戰略將受影響。但是，在今年中，中美關係是「穩中有進」。胡錦濤和布殊在法國和泰國會晤過二次。溫家寶在十二月份對華盛頓的訪問是出乎意料地成功。當然，中美之間的摩擦仍不斷。中國對美國高達一千多億美元的巨額貿易出超已經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議題之一。布殊政府為了平息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得不在人民幣滙率、紡織品限額和反傾銷上做文章，採取了有限的保護措施。但中國對美方的行動基本上是低調處理，避免貿易戰升級。
中美關係中最戲劇性的轉變是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調整。自從今秋以來，隨着台灣的總統大選戰的升溫，陳水扁開始走「台獨」險棋（如「公投制憲」和「防禦公投」）。中國大陸的反應卻不同往常。北京認為華盛頓的壓力可能更有效，因此中國政府花了很大努力打「美國牌」，公開要求美國出面反對台灣的冒險行為。果然，布殊總統在溫家寶訪美期間明確表示反對台灣方面單獨改變現狀的言行。儘管美國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其國家利益，而不是送大禮給北京，但中國政府在對付台獨勢力近期膨脹這一問題上的基本戰略判斷是比較準確的。
中國2003年外交的成就不少。但恐怕「天時地利」的因素多於「人為」。美國入侵伊拉克，近中期深陷泥潭，西方世界出現二戰後最嚴重的分歧，東南亞對中國崛起的看法的微妙轉變，這都是有利的客觀條件。北京只是有效地利用了這些外部因素，但對中國外交的真正考驗是如何在不利的外部環境中仍然「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