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
香港人不是完整的國家公民（國民），但香港人有文明的世界公民意識，也有類公民身份。麥理浩時代，港英銳意改革，令香港人有了歸屬感，也有了文明公民意識。香港回歸之前的十幾年，港英利用賣地收入，猛增福利和公共服務，引入民主參與和人權法案，令香港人有了類公民身份。世界公民意識和類公民身份，是回歸後香港民主進程的基礎。
香港人口的來源，決定了香港的統治風格。香港的人口分三大部份，新界鄉民和水上漁民是滿清的遺民，民初時期移居香港的是民國的遺民，而中共建政之後移居香港的是共產中國的難民；其餘的歐美人士、南洋歸僑和南亞裔人士，都是移民。香港沒有屬於國族意義上的公民（nationalcitizens），以前港英政府一向以管理一個國際社會的方式來經營香港，懶得將華人教化為英國子民（與日治時期台灣的「皇民化」不同），任由港人保留中國的遺民身份，在新界甚至承認《大清律例》的合法性。香港人樂得自由散漫，自尋活路，相安無事。香港人只是擁有居留權的居民（residents），不是國族意義上的公民，不一定企望民主執政，也絕不會像某些台灣人一樣的尋求獨立。因此，過去港英的統治風格是開明理性的權威政治，即所謂「行政主導」，取得居民的認可，成為他們的整體利益代理人，而港英統治香港的宗旨，則是服膺英國的利益和國際戰略。
要以行政主導維持統治，必須在核心團結社會賢達（資產階級），摻進一些學者清流為裝點，而在外圍卻製造勢力均衡的表象，內緊外弛。團結的核心在行政局，鬆弛的外圍在立法局、市政局和區議會。這是英國人的政治藝術，能說得出來已經困難，做得到更是真功夫。
勢力均衡的表象，令人有政治安全感，覺得港英識大體，講公義，樂得在此謀生和置產。香港人只想要勢力均衡的表象，他們支持民主派，是想要達到勢力均衡，他們還沒準備要當家作主。中共口說要香港人當家作主，要灌輸所謂「愛國」思想，一方面是口惠而實不至，二方面是自作多情。目前的七百多萬香港人口中，九十多萬人持有外國國籍。港人不能公開加入中國共產黨，進入中央參政。
香港人不向中央納稅，而香港納稅也用「在地原則」，不用「國民原則」。香港人不服兵役，取得香港居民資格不需要懂得中文和宣誓效忠中國，香港人在國內也無國民資格和福利。這些事實，是統治香港的客觀條件，不能感情用事，自討苦吃。二十三條強行立法的鬧劇，就是罔顧香港人不是中共國民這個事實。
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用人一面倒，在政治的外圍破壞了勢力均衡的表象，而在行政會議，則引入政黨代表，將本來是一個權威決策的政府核心，降格為一個鬆散的所謂執政聯盟。外圍要放鬆的，港府弄緊了，市民感覺不安，感覺共產黨來了，國際關係走了，香港要被上海取代了。核心要緊張的，港府弄鬆了，洩漏機密，倒戈相向，鬧出各種醜聞。香港是一個國際社會，而共產黨從未管理過一個國際社會，於是倒行逆施，自取其辱。
七一事件與11．23區議會選舉，是香港政局的分水嶺。原本可以由政府用欽點代言人的方式而主導調配利益的勢力均衡（balanceofpowerbyselection），要變成由政府與反對派互動和衝突而透過選舉議員而達致的勢力均衡（balanceofpowerbyelection）。以前，民主是裝點；今後，民主是必須！轉變的原因，是港人不再信任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能像往日英國在香港的代理人一樣，秉公辦事，平衡參與。原本要埋沒香港民主的中共代辦，卻成為香港民主的促成者。
搬別人的石頭，砸自己的腳，乃中共之長技也。熱愛民主的香港人，看了土共如此囂張，又落得如此下場，真個是快哉！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