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冥壽一百周年，掀起一波「小津紀念熱」：小津電影的主題、技巧、社會意義，成為無窮無盡的至In話題。
但是，有沒有想過，小津安二郎的「電影語言」——用一部攝影機，鏡頭在三米的高度，拍攝一家人圍在榻榻米上進食，其實不是甚麼偉大的創見，而是電影技術在原始時期的一種普通技巧？
那時的人，知道何謂舞台劇，多於知道甚麼叫做電影。加上物資匱乏，菲林成本高昂，除了把一個鏡頭當做舞台上的一幕戲，攝影機架在台前，當做拍紀錄片，根本沒有別的選擇。
後世的影評家，加上自己種種獨特的「解讀」，例如：說小津的靜止的長鏡頭，表達了東方文化追求的禪定，是一種迥然不同的「美學」。重新「發現」一個日本電影的宗師，往往是歐美的電影人，然後出口轉內銷，由亞洲的文化人拾其餘唾。
許多神話，就是這樣吹噓出來的，像呂壽琨的水墨畫、胡金銓的武俠片。有沒有創意的成就呢？有，但不要告訴我，一大點綻化的水墨，就是華嚴經的「外化表現」，或徐楓持劍不動的一個眼神，持續三分鐘，就叫做禪。
所謂文化的炒作，往往是東西方的沙龍知識分子的口水跨國大交流。畢加索幾筆漫畫的四級素描，是人性佛洛伊德深層的展現，一個「藝術家」脫光衣服，淋上一身紅漆，呆站上一整天，是體現了在工業時代人類心靈的孤絕感？沒有一大套嚇人的理論，學院的教授講師如何撰寫論文，刊登學報，爭取加薪，免於裁員？
小津安二郎是日本片先驅，但不是神。他的鏡頭太沉悶，要描繪戰前的家庭論理，或許還有其他更感人的表達方式，今天的電影工業，商業主導，由荷李活到香港，都容不下另一個小津安三郎或大津安四郎。把小津當作電影史上的一個標本來研究，無傷大雅，當做大師，跟在洋人屁股後膜拜，則大可不必。
要拆掉的，何止一座毛澤東紀念堂？太多的文學大師在佔據着廟堂。不要告訴我小津安二郎是你的偶像，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只是台灣孤兒對前宗主的盲目的懷念。請讓一百歲的小津安二郎安息。